同济大学社会科学前沿讲座第四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学解释”主题讲座举办
发布时间:2018-06-08  点击数:2192

 

2018年6月4日,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同济大学社会科学前沿讲座第四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学解释”在衷和楼16楼报告厅成功举办。讲座主讲嘉宾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教授和150余名来自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门洪华院长代表同济大学社会科学板块对周天勇教授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门院长详细地介绍了周天勇教授的学术成就。周教授曾在《经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等委托课题十余项,出版《劳动与经济增长》、《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中国:走出经济下行》等数十部专著,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数十项。

 

周天勇教授对同济大学的盛情邀请表达了感谢,他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原由、“一带一路”行动与供给品安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和结构三个方面展开了本场精彩的讲座。

首先,周天勇教授介绍了“一带一路”规划与行动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背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原由。学界大多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应当具备“拥有共居之地”、“达成公共观念”、“实现求同存异”这三个基本要素,更多强调了共同性。对此,周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关注个体,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既讲自由,又讲联合体,自由共同体一方面凸显相对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也强调作为共同体具有共同的价值,实际上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联合体的统一。周教授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义,即“有着不同文化传承、不同意识形态、自己国家利益、国情各有差别、主权独立平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各个国家,为了整个人类的发展机遇、共同福祉和公共利益,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防控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避免人类的大灾难和毁灭,减少不确定性和各类风险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等等全人类利益,而寻求共同价值。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方面求同存异、独立平等、

 
 

尊重主权,承认国家利益对话磋商,为了共同的目的形成共同契约,遵守共同规则,促成共同行动的国家联合共同体。”

 

接下来,周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行动供给品的范围。2017年5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机遇、创造公共产品和互利合作。对于发言中所提到的“公共产品”定义,周教授从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周教授认为,“公共产品”从学理上解释需要详细考虑到其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不同的范围与特征,“一带一路”向沿线有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是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国际准公共产品、国际国家产品,甚至是国际私人产品,转化成需要国家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最后,周教授着重探讨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他认为功能要求结构安排,而结构决定功能发挥。基于此,周教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功能和结构的科学安排,即:转化国际国家产品,基于国家利益进行政府间契约协商,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以此构建人类国家利益共同体;提倡反公地悲剧理论和公地的喜剧理论,凭借新技术在国际间的扩散和应用以及平台和网络经济的巨大利益,实现闲置和利用率不高资源的共享,建设人类新经济共享共同体。面对供给的有限与需求的无限、援助依赖、预算软约束和腐败等难题,中国可以通过培育造血功能,帮助所在国发展教育事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所在国形成市场化和内源性的工业化能力,打造一支强大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队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此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共同发展,建设人类发展能力共同体;持续稳定发展,共同面对现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共同形成防范风险的义务、规则、预案和机制,共同承担风险发生形成的损失和责任,形成人类防控风险共同体;鉴于理想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补充、改良、完善国际社会中现有的契约、规则和治理秩序,形成人类契约和规则共同体。

周教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诙谐幽默的语言,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现场师生们热烈的掌声。

互动环节,在场师生踊跃举手提问,现场气氛活跃。针对“如何确定国际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的界限”这个问题,周教授表示中国在国外提供公共产品可能存在不同情况,需要认真评估每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及时收集到真实确切的信息。对于“中国可以通过什么话语体系来平衡利益和责任的关系”的问题,周教授通过比较拉美经济学家的“中心—外围”论和李斯特的贸易理论,强调中国对外提供公共产品的特例性,指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看待国际事务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针对“风险管理机制和共同体中的契约规则是否已经是国际公共产品”这一问题,周教授表示了肯定,不过他强调要根据风险管理机制和契约的适用范围和效力来区分国际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针对“公共规则和契约的签署中基于双方、多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者的比较”问题,周教授表示,如果“一带一路”论坛能够实现长期化、组织化和持续化,其宣言得到参与方的认可,有助于将“一带一路”倡议转换为国际公共产品,而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倾向于区域性的多边国家签署,而如果双边签署了具有排他性的契约,则是国家产品。对于“构建国际命运共同体中怎样顾及中国自己的发展”的疑问,周教授表示要实现国际命运共同体与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平衡、对外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平衡对接以及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平衡,不能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要通过“一带一路”

 
 

带动中国的发展。

 

讲座的最后,门洪华院长对周教授的讲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点评。他表示,此次讲座可谓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周教授凭借其创新的思想、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以及朴实简洁的语言解释了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关系,把复杂抽象的问题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剖析,从而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门院长指出,周教授的讲座体现出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反映出周教授对重大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对现实的深刻把握以及思想上的开拓创新。

 

会议综述供稿:尹钰 甘甜甜

摄像:朱德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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