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30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拼音为序）联合主办的“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系列研讨会之“同济论坛”在线上平台成功举办，会议主题为“国际环境演变与国家战略走向”。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承办，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协办。

面临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聚焦“国际环境演变与国家战略走向”这一重大议题，客观判断国际环境演变趋势，理性做出战略应对，顺势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是本次研讨会关心的核心议题。会议分为以下五个板块：一是国家部委有关部门官员特邀报告，二是新冠疫情与国际环境演变，三是新冠疫情与中国外部环境演进，四是新冠疫情与中国的战略应对，最后是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金鑫教授、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张海涛参赞等莅临指导。来自五所会议主办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共计有178名师生参加了此次云端会议。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阐述了会议举办的背景和设想，发表了题为“聚焦重大议题 推动合作研讨”的开幕致辞。

门洪华教授表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型与中国崛起相互影响，发展、变革与调整成为时代主调，推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也带来机遇和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就是最突出的表现，这对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了深刻改变，国家战略面临关键性选择。秉持底线思维，聚焦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合作，当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方略。值此关键时期，五所大学共同倡议发起，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系列学术研讨会，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推动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研究者的多层次对话，加强国际关系学科重镇的沟通与合作，以期丰富合作，凝聚共识，促进共同进步。与此同时，本次会议也是为庆祝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5周年志庆而举办。面对百年变局、面对新冠疫情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巨变，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与各位专家一道继续为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贡献力量。

接下来的议题一“特别演讲”环节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金鑫发表了题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几点思考”的演讲。金鑫主任表示，面对疫情要做好“一带一路”的加减法，增效减量，将产能合作放在优先位置，帮助沿线国家进行生产恢复和经济恢复工作，特别是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在民生方面多发力，发挥软联通的作用。在疫情结束后，开辟合作新领域，与联合国、世卫组织、沿线国家一道加快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尤其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的项目，帮助沿线国家完成数字化转型。

来自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的张海涛参赞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谈了看法。他指出，疫情既是现有国际环境的严重破坏者，也是未来国际环境的重要塑造者，应该面对现实，坚持用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趋利避害地解决问题。全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度调整是正常的，但不会改变总体方向，不会停下前进步伐。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变化和风险挑战，只要各国做出正确选择，坚持正确方向，世界就一定能在战胜疫情后迎来更光明的未来。此外，张海涛参赞还就智库建设谈了自己的思考。

议题二为“新冠疫情与国际环境演变”环节，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主持。

首先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教授，发表了题为“新冠疫情与准两极格局的到来”的报告。他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中美竞合与脱钩态势，使两极关系简单化、清晰化；其次，疫情加速了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可能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加速准两极格局的到来，推进两极格局的极化，美中博弈将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第二位发言人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教授，他针对“新冠疫情的国际扩散与世界秩序的演变”进行了阐述。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导致国际公共卫生问题已远远超过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大国竞争进一步加剧，大国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国际规则与国际制度遭到制约，国际秩序的制度根基在松动；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被疫情重塑。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每个国家均需从自我、他者、自我和他者、自我与环境这四个维度入手进行严肃的反思，并着手修正导致国际秩序向不可预测、不可持续方向演变的趋势。

随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舒教授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之变’”的发言。她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全球化的区域性特征将显著增强，区域化战略将更加重要；不同领域的全球化演进速度不同，或将出现两极分化，全面推进全球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民族国家意识和影响力会增强，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力会加强，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的影响力下降；原有全球化格局中美国的实体经济能力和道义光环遭受质疑，或将开启中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新时代。

最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志永教授做了“观念之战：亨廷顿文化与后疫情时代的价值观竞争”的发言。他表示，疫情造成了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价值理念、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一系列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这是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将长期损害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严重制约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各国应对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避免亨廷顿文化下的价值排斥，追求亨廷顿文化下的求同存异。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教授支持了议题三“新冠疫情与中国外部环境演进”环节。

首先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作了主题为“新冠疫情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机遇”的发言。张振江教授从方法论视角分析了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合理评估，强调人文社科中有自我实现的效应，因此从正面看也有好处。首先，我们中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恢复正常的国家，成为世界的样板与参考。第二，中国进行了国际援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付诸实践。张振江教授认为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疫情总会过去，既要凸显国家间关系，也要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疫情后的世界对中国是一次重大的机会。

第二位发言人为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滨教授，发言主题为“新冠疫情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李滨教授表示，在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国不顾事实地污名化中国，包括特朗普与蓬佩奥等政客对中国恶毒的攻击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并且策动对中国所谓的调查、追责与索赔。除此之外，还对中国进行实施“剜割”，具体做法包括：继续通过关税破坏中美贸易；企图促使美企撤离中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或迁入其他国家，切断全球生产链对中国的供应；在科技上与中国脱钩；在金融上封杀中国；限制中美两国间文化与民间的交往，削弱双方民意基础。在分析了美国前述做法具体产生的原因后，李滨教授最后指出，新冠肺炎带来的疫情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利用好这些因素，可以使中国化解美国挑战，为中国营造一个逐步向好的外部环境。

接下来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带来的关于“新全球化趋势与‘一带一路’内外目标的调整”主题的观点分享。朱永彪教授指出，随着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封国或实施紧急状态等措施，更是出现了全球化终止等悲观判断。疫情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证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超乎想象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全球化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弹性，而且全球化的再造过程已经开始。朱永彪教授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对外、对内双重目标，应“内外兼修”：对外目标是在于更好地引进来的同时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对内目标则是带动国内落后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在对外目标遇到困难时，对内目标就更要做好。最后，朱永彪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出现的新态势及美国等主导的新全球化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国版新全球化解决方案。

议题三环节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韦进深副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新冠疫情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韦进深副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中哈产能合作基础、目前双方进展与新冠疫情对中哈产能合作的影响。他认为，中哈产能合作开展以来，除战略层面、合作机制方面取得快速进展以外，具体项目合作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就疫情影响而言，他认为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使得中哈产能合作部分项目陷入困境。他表示，我们应该尽快推动中国企业复工，将中哈合作提上日程。

第四个议题“新冠疫情与中国的战略应对”环节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主持。

首先进行发言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后疫情时代世界会否走向大分裂与中国的应对”。戴长征教授指出，2020 年 1 月份爆发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焦虑与动荡之中，人们感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到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和威胁，以及由之引起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也迫使人们对之进行严肃思考。人们关注和思考的焦点，理所当然地集中在了一些根本性、系统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上。

第二位发言的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教授，发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保护：挑战与思考”。陈奕平从三方面解释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保护。首先是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保护面临复杂形势，风险明显增加。其次，他论述了“三期叠加”和五大问题与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分，陈奕平教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五点思考，就海外公民与企业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思路。

第三位发言人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益斌副教授，他探讨的主题是“新冠肺炎背景下涉华‘污名化’的根源探析”。他认为，随着全球其他地区的疫情开始恶化，伴随而来的是“污名化”的泛起，这成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一大阻碍，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基于挫折-攻击理论，“污名化”的根源可以从历史（刻板印象）和现实（寻找替罪羊）方面进行挖掘。面对疫情和“污名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应通过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和环境观，对此问题进行解构并提出相应应对方案。

第五环节的主题为“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由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教授主持。发言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赵长峰教授，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

赵长峰教授指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研究跨国关系的学科，自然关注国际事件，特别是重大（或敏感）国际事件；国际事件越重要（或敏感），越有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作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必定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应对新冠疫情及其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它带来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生态、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议题。而且，国际关系的既有理论和研究对此次国际重大事件的解释“失灵”，疫情期间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充斥着大国博弈、逆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全球治理的倒退。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学科具体内容的影响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思想史、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理论、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安全、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外关系等。疫情给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带来许多反思，包括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既涉及理论层面、也涉及实践层面。

门洪华教授从回溯历史出发，提出了四个重点。一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时代潮流、国家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 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化”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有着更为强劲的理论创新动力。二是确定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推动了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形成了积极开放的新学科气象。研究人员不再盲目追捧欧美经典著作，而是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在理论上开始强调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以此为基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正在得到更大的重视。第三，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本土的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最终必然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对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佐之以国际比较和马克思主义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系统挖掘具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持续聚焦理论创新，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成果是常用的道路。未来应对其它学科保持开放态度。

在自由讨论环节，专家学者纷纷围绕疫情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发表真知灼见。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指出，此次疫情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国家成为保护公民的重要防线。对中国来说，疫情本身将中国推到世界中心，中国对外战略变化、对外关系等等都需要深入研究。二是学科建设涉及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应该和政治学做结合。在培养学生方面应该有专业意识，只有在本专业站稳脚跟，才能做跨学科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认为，从学术评价来讲，将来可以推动评价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而且，目前国际化不够，对国际的深度研究需要推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教授提议，高校之间、包括五校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可以建立协调机制，共同开展一些项目。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对本环节讨论作总结时表示，在新的时代，更多元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科发展。政治学的发展目前面临公共管理化、国际问题化，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其中理论创新夯实基础十分重要。

闭幕式环节由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下一次论坛主办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教授致辞。胡宗山教授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五校师生的热情参与。他表示，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贡献了真知灼见，令人受益匪浅。未来希望更多同仁参与研讨，集思广益。最后，他与大家相约下一次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