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战略论坛在同济大学开幕。来自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同济大学中法中心C301会议室，围绕“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这一主题，探讨新全球化时代中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展示中国与世界间关系的时代逻辑与未来方向，汇聚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共识和思想智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孙麾编审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教授为会议开幕准备致辞并参加了部分议程的讨论。开幕式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

    作为本次会议主题的提出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编审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一场研究中国战略的盛会，此次中国战略论坛汇聚了来自国际关系、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的著名学者。特别就哲学而言，富有哲学性的战略思维能够为人文科学的考量缔造更大的空间。追溯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47年便首先提出了“后现代时代”的概念；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极富理论性的专著《现代性的后果》，也因其对现代化的讨论而引起反响。身为历史学者的他们都在不断地追问：究竟是何缘由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全球化？前段时间，作为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三位学者之一，英国的马丁·阿尔布劳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的对话时讲到：上世纪80年代，他曾担任《国际社会学》期刊的首任主编，这个期刊反映了世界社会学的多样性，容纳了百家争鸣的观点和声音。时至90年代，“世界社会学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他们遂决定编辑一本会议专集，对《国际社会学》四年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精选，并将论文集的题目确定为《全球化、知识与社会》——它不仅是以“全球化”为书名的第一本著作，也引起了不同出版商的争相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化”概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汤因比所提出的“后现代时代”本身也成为了过去式，人们生活的时代开始有了崭新的定义，即“全球化时代”。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全世界的学者围绕着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辨析，几乎每个细节都难以达成共识。也恰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全球化”已经迅速成为陈词滥调。作为一把打开现在与未来一切的奥秘钥匙，全球化是现代科技和新式传播之间的合作，而世界也在这种合作进程中互联为一体。可以说，全球化就是文明产生以来全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全球化产生的不是单一的社会而是丰富的多样性。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进程中，市场规则、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都可以全球化。全球化没有特定的方向，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民族社会而又超越了民族社会的全球社会，而这一社会形态的文化和结构也都在不断发展。当前，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法国的右翼突起等事件似乎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概念。有鉴于此，中国以“新全球化”的理念重新启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致力于通过建立战略互信、达成价值共识，破解全球进程中遭遇到的问题以及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使人类共享全球化的成果。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坚定不移推动全球化、引导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创全球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学者，我们同样应当注意到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后事实”时代。他认为，无论美国、英国以及世界各国都无法就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竞选活动让普通人形成一种信念：一切都是被操纵的和政治化的，贿赂无处不在；如果缺少对公正系统的信任，那么美国民主乃至所有民族都将无法存在。可以说，从国家个体利益向全球共同利益的转化，在公平原则基础上建构全球治理的国际体系，也已构成全球风险社会的一大挑战。为此，我们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既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匹夫之责”，同时也是举办此次中国战略论坛的意义所在。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也就此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不能仅从传统全球化的角度来面对“去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等批评意见，而“新全球化时代”则是一个极富发展空间的研究主题。对于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如何从事全球化研究，杨洁勉研究员认为要抓住要点、突出重点、形成亮点。首先是“抓住要点”，即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要通过现象看本质、总结过程找根源、分析案例求规律，最终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为此，我们要从全球化的500年发展历史去探寻新全球化时代的内核。我们不仅要应对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实挑战，更要依据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谋划远景和前景。相应的，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抓住的要点就是当前全球化的新内涵——从过去的全球化到现在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内涵从人员流动、资源配置、利益分享逐渐转变为道义公正、机制建立、扩大代表权和话语权等。应当说，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历史潮流，不过我们的研究多少有一点媒体化的倾向。

    其次是“突出重点”，其中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战略要高，意即在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上海国际关系学界要有学术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高度。例如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就只能依赖中国学者来探索，而美国等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不会为我们“代劳”。第二是列题要准，换言之就是要找对题目。应当说，中国在新理论、新思想、新理念的提出方面略显滞后。例如，“全球治理”的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提出，但20年后才真正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再如，在国家社科基金2015-2017年的指南中，2015年没有“全球化”的选题；2016年则有4项，即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外交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地区世界三者关系的研究、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世界秩序研究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安全研究；而2017年则只剩下两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区、世界三者关系研究以及全球财富战略与贫富差距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也已成为中国近五年来的外交亮点，然而我们的研究选题依然不够领先和深刻，仍需相关研究的不断递进和发展。

    最后是“形成亮点”——上海不同于北京，有其地方特点：第一，要有高端智库建设的亮点。关于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建设等未来重点，我们要积极服务于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充分发挥智库功能。第二，要有一流学科建设的亮点。在这个层面上，上海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还要有新的亮点，特别是在交叉学科建设方面要有新的突破。第三，要有全球化理论建设的亮点。全球化研究一定要展开思想的翅膀，在理论、实践方面做出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加强学术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充实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全球化理论，从而在道义和价值上、框架和内容上、整合和体系上进行新的探索与新的创新。

    随后，在会议的正式议程中，与会的部分专家学者根据组委会制定的相关议程进行了四场专题研讨，发表了颇具学理性和前沿性的主旨演讲。

    第一场研讨以“新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的时代逻辑”为议题，由杨洁勉研究员主持。其间，复旦大学哲学院吴晓明教授以“中国方案开启新型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为题提出，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在特定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观念体系，它一方面通过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得到展开、实现和论证，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产生影响。中国方案显然包含着新型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的基础，其中包含着三方面哲学思考：第一，先前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是在现代性中被规定的，而现代性正在进入终结阶段；第二，中国当今的发展或民族复兴事业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是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第三，中国方案开启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不局限于现代性范围之内，而是以新文明类型为基本定向的。总体而言，中国方案所形成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的性质不再是传统的“霸道”，而是新型的“王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围绕“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展望”，充分运用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首先探索了如何将国际影响力转换为可计算的比较性概念。通过经济影响力、货币机制、科技能力、对外投资以及文化软实力等要素和变量，确定国际影响力的量化加权。依据其研究统计，2003年的中国国际影响力相当于美国的1/5，但2015年则上升为美国的40%。可以说，中国的崛起符合经济崛起先行，相关影响力随后溢出的逻辑。与此同时，文化软实力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力相比，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个国家如何把它的硬势力转化为软实力，把它的综合国力在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它的国际影响力显得格外重要。为此，中国需要坚持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通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求是》杂志社国际部主任杨发喜编审以“为万世开太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地球村时代的战略价值”为题，交流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想：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凸显了中国深厚的文化自信。作为具有战略价值的理念，只有扎根文化历史传统才能富有生命力、长期性和世界性。第二，中国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行的。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战略互信面临现实挑战，需要更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做支撑。第四，战略互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树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教授则以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路径的展望”。他认为，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理论存在三个失效：第一，资本有机集聚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第二，产生巨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的差距；第三，市场需求不足及其引致的生产过剩。相应的，中国方案应当从供给侧发力，主要包括政策、结构转型和供给侧体制改革三个层面。具体而言，需要纵向的产权改革和横向的其它增长领域。总体而言，世界经济来有着共性的内在衰退机制，因此可以就解决全球以及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围绕“新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互信关系的生成与维护”进行了三方面的论述：第一，新全球化对大国战略关系产生新的影响。大国在经济领域当中普遍采用市场经济，大国在政治领域的关系更为复杂，大国面对不同的形态全球问题已经形成了各种越来越多的合作，大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接触进一步深化，大国逐渐承担起各种全球性责任。第二，新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生成的路径。新全球化时代大国建立互信的关系，必须在国家核心立场上形成交集，同时受到国家领袖的推动，并且必须采取明确和被认可的行为。第三，新全球化大国关系的灵活性和方式。大国之间维护战略互信需要以下行动：不断拓展战略合作机制、国家发展方面实现战略对接、夯实大国之间社会基础等。本议程的最后，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济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包心鉴教授对上述五位专家的发言进行了精要的总结和评论，他指出，五位发言人都展示了一个基本的原理，即当今的全球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任何人想违背这个自然规律改变人类的发展规矩是不可能的。中国之所以发展的越来越好，正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人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在新全球化当中思考中国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要真正走向世界文明的高峰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除经济问题之外，一方面是社会严重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上就是缺乏人类的主体性，特别是社会精英的主体性。就此，他也建议在座学者进一步关注国内的发展，关注中国的社会。

    第二场研讨以“逆全球化：问题与影响”为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主任李放主持。其间，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险明教授以“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为题，指出“逆全球化”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如贸易保护主义等，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基本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在当代全球化中，既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纯粹的贸易保护；在一些场合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还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对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贸易保护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应当作具体分析。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新贸易主义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此，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不能把“逆全球化”这一词不加限制地加以使用，否则，对当代全球化变动及其趋势就难以有学术层面上的深入研究。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韩喜平教授做了“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战略发展需求”的发言，他表示全球化给大多数国家带来了确实的利益，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即资本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问题没有解决、劳资收入差距没有解决、全球化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增加。据此，当前所面临的新全球化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相应的，中国不能过高期待外部的增长动力，而是要以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夯实自己的实力。面对逆全球化对中国贸易投资环境直接的冲击，要着力推进中国外贸转型发展战略，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积极参与双边协定的同时，重点发展多边贸易，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部署发挥主导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教授则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全球治理的东西互补与共治：逻辑、路径与方式”。他指出，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契约与道德，性恶与性善等构成了东西方不同的逻辑起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在逻辑上与西方对接，让中西在全球治理这个大平台上实现高度的互补，以达到最完美的共治。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德治”路径决定了中国要在西方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内，更多地引入“道”的力量。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要侧重主导与引领、制度（契约）与思想（观念）、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公共产品方面。总体而言，中国要在全球治理领域与西方开展积极而主动的对话，以实现最完美的东西互补和共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陆钢教授则围绕“苏联国际市场大战略失败探源”，以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作为逻辑出发点，深入分析苏联国际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挑战以及国际市场建设未能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并提出苏联国际市场建设大战略的失败是苏联解体主因之一。他认为，苏联的历史教训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启示主要体现在：不应该挑战现存的霸权体系、国际市场建设须尊重市场规律、本国市场是国际市场成功的基础、国际货币是建设国际市场的最终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要规避地缘政治风险，重点打造国际市场，实现人民币区域性流通。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滨教授以“寻找全球经济化的新共识新方案”为题提出，“非帕累托改善”是造成目前反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19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经验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经验表明，“帕累托改善”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为了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新的全球化应当建立在以下共识基础上：市场与国家调控的平衡，承认多元化的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多元化模式应建立在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强调发展优先。在这些共识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建设推进“互联互通”可以作为全球化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既可以缓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就业流失与增长乏力的困境，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一种既体现合作互利共赢，又强调发展优先的方案。本议程的最后，吴晓明教授以哲学为基本视角，对上述五位专家的发言分别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和评论。

    第三场研讨以“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为议题，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其间，包心鉴教授围绕“新文明观：面对新全球化的价值选择”这一主题指出，习近平的新文明观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作出精辟揭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立足人类文明的本质和趋势对中华文明的地位和走向作出深邃思考。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经济全球化，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习近平新文明观的重要价值指向。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战略，是习近平新文明观的深刻运用和生动体现。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壮丽的“文明工程”，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贡献。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则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正义新理念”。他认为，中国面对当前的全球格局提出一个国际合作秩序交往的新理念，一定是处理和理解全球问题的“全球理论”。由于全球范围内出现严重的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现象，我们在面对它们时必须找到一种全球正义的责任而不是人道主义的责任。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命运指的是日常生活背后的基础性、本质性和必然性的东西。这种意义上，一切全球问题的前提应当是一个命运问题。所以，全球问题必须要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有效的全球理论必然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理论。而在全球层面，为了缓解命运的压迫感就必须要强调共同体。总体而言，提出并且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问题上是全球层面人类的生活以及巨大特点的揭示，也是它对面临危机问题的解决，它反映了对全球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考，反映了一种基于整个世界的正义理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詹小美教授围绕“新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空间交融”这一题目表示，社会转型的“全球化力量”博弈于“反全球化力量”，以文化区形塑界体的改变、空间辐射范围的伸缩，注脚了新全球化时代区域层级的关系、交往和集聚态势。“一带一路”空间战略以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目标系统，“共商、共建、共享”的创设范式，在经济基础之上、政治中介之下、文化导引之中的共演关系，指谓了文明互鉴的相向而行。作为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必然性，“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价值共识的空间交融建构在情感空间、利益空间和价值空间的系统结构中，生长在自然、强化和共生的层次链接中，阐发于明示符号翻新、隐形承载涵化和赛博空间展演的文化叙事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仇华飞教授集中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话语构建的理论与实践”，阐明新兴大国的崛起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正在起引导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确立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话语体系的基础。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话语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认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其话语体系创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和新安全观为主要内容，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行动为实践支撑，这些都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奠定了话语基础。

    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教授则以“国家之间的价值共识与国际法的发展——兼论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方略”为题，提出国家之间的“世界观”、“原则化观念”与“因果信念”等价值共识在国际法体系中扮演着本体论、普遍性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定领域的具体原则之作用，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本框架。晚近，国际法中的“保护原则”的演进，正是国家之间新的“价值共识”的生成与演变在国际法中的具体体现。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决定了其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法体系中将更加有所作为，而将具有中国自身鲜明特色、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新理念，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推广，最终形成最广泛的国家之间的“价值共识”，是一种必需且有效的途径。本议程的最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夏立平教授结合上述五位专家的发言谈及了四个观点：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须包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第二，我们即将经历一个3.0版的全球化，这即所谓的“新全球化”——它不再是由西方主导的，而应当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更多地发挥引领作用；第三，新全球化主要强调文明交流、文明包容；第四，实现价值共识有很大的艰巨性，但最终仍然得以实现。

    第四场研讨以“战略互信与中国大战略基本取向”为议题，由韩喜平教授主持。其间，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围绕“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略”这一主题指出，2008年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触发全球治理危机、转型与发展并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难得契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主要举措是：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基础性举措；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的全球方略；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是中国应对治理挑战的地区方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则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基础、挑战与路径”为题谈及了三点感想：第一，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他提出的中非合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富研究和总结价值。第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伟大进程当中，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最有基础的。中非非洲尽管比较遥远，但是在历史、文化、现实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底蕴。第三，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挑战。从内部挑战来看，中非关系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就外部挑战而言，对于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也因不适应，而抛出“新殖民主义论”来攻击中国。为了进一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不断积极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贞晔教授集中阐述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内涵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取向”，他认为全球化在21世纪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即全球化不能100%的是经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性危机发展的新方向；21世纪全球化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全球网络、信息、以及智能技术在向深度发展；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全球权威。与此同时，全球化所呈现的新的时代特征与挑战是：全球化的个体化与“解全球化”、“全球内部化”、国际合作的政策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发展的逆反与深化并存、全球化的结构和秩序处于深刻的调整和重组进程、全球化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和全球范围内人民的共同挑战，克服其弊端的新型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共同的呼唤。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杨鲁慧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美国的同盟政治与中国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她认为东亚地缘政治中尚未建立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和政治中心的制度规范，并热衷于建立对峙基础上的同盟政治和同盟秩序。“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是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新型伙伴关系，与传统大国崛起盛行推崇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为共生秩序之道，政治合作之道，安全共享之道，以合作共赢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国周边安全困境。中国意愿与国际社会期待的双重因素叠加，为全球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战略关切和新的战略考量，成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教授以“国际体系转型期的大时代主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为题指出，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之际，将催生出大时代的国际体系秩序重构大主题。在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在东亚国际体系与西方民族国际体系的异质性遭遇过程中，还是在现代国际体系内不同时期的同质性国际体系变迁中，冷战结束前的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或边缘的位置。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大时代的国际体系改造甚或重塑这一大主题再次摆在世界面前；中国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之一，因而有机会参与甚至引导当今国际体系中制度的改造和重塑。这是一项具有巨大战略挑战的工程，中国需要以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变化为基础，以创新性理念为引导，做好国际体系中制度安排的改造和重塑工作，从而在当代紧迫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做出贡献。本议程的最后，李滨教授对上述五位专家的发言进行了高度凝聚，进行了精炼的总结与评论。

    在闭幕式上，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对第二届中国战略论坛进行了总结与评价。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的论坛是一个盛会，来自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们齐聚一堂，围绕着“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这一开放、包容兼具前瞻性的主题，进行了跨学科的观点碰撞与思想交流。特别是，莅临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不仅来自多个学科，而且有些学者本身就在诸多学科上造诣颇深，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学术会议所做不到的。应当说，此次论坛一方面高度关注世界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深入关注大国比较和历史经验，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等多角度审视与剖析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现代性、正义性等哲学视角反思了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结症，同时结合中国的宏大目标展开思想创新，寻求价值共识和战略互信，旨在推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在整个交流过程中，很多学者首先关注的是世界的变革。当前，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便是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审视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环境，而其中最为鲜明的便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座很多学者谈及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人类的命运问题，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类发展的担忧以及对中国作为的辩证性剖析。与此同时，会议中各位专家还探讨了中国的实力。就此，我们应该藉由国际形势的变化观察中国的变迁，中国不仅有自身的国家理想，还有其社会理想和世界理想。中国领导人期望能够使我们传统的思想实现现代化，并据此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期望在全球化问题的应对中展现责任担当、凝聚国际共识。而这也都是围绕着中国的战略目标而运行的，这一目标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中国要在思想、价值、战略等各个方面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我们或许缺乏经验却依然抱持信心，我们或许要未雨绸缪但仍要有所作为。

    应当说，在世界关注“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所提出的“中国贡献论”和“中国引领论”对于指导我们做出关键判断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作为中国学者，面对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不仅要从哲学性的抽象维度探讨可能的问题，更要从现实性的实践视角关注可行的方案。对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又不是这两个风险所能涵盖的。我们既要以思想黎明者的角色，对人类文明本身进行解释；还要以“继往圣之绝学”的态度，深刻探究如何实现中国自身的文化复兴。可以说，世界转型和中国崛起在呼唤新的世界文明的出现，中国为此拥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也应据此确立“为万世开太平”的目标。当然，这些还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具体而实务的工作，比如加强国内治理、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强调软实力建设等。对中国来讲，维护大国互信、引领全球治理是中华民族所共同面对的宏大目标，它的实现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另一方面还要仰望星空，促进一个国际共治的前景的到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始终坚信：新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大有作为的时代。

    本届中国战略论坛即将落下帷幕之前，门洪华教授代表同济大学对今天与会专家的贡献表示感恩，各位专家们以其睿智的哲思开启了这次会议主题的讨论，期待着如此高端深刻的讨论在未来得以延续。接着，他又就大家对同济大学的持续关心和帮助表示感激。在座有很多的老师是两次参加中国战略论坛，给予了主办方难得的帮助和支持；许多老师则是第一次来到同济大学，希望大家能够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最后，门洪华教授也对与会的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感谢。会议的顺利举行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息息相关，而他们的努力也值得掌声的回馈。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科研秘书刘笑阳博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