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同济大学“中国与世界”名家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同济大学逸夫楼成功举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教授发表主题为“当前世界变化趋势与中国的对策”的精彩演讲。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本次活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院长助理钟振明副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陆伟教授，夏立平教授、仇华飞教授、杨烨教授、王传兴教授、宋黎磊副教授、武霞博士、吕蕊博士、丁榕俊博士等100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门洪华院长代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全体师生对黄仁伟教授的莅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门院长指出，黄仁伟教授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历史学界和政治学领域也有重要影响力。黄教授曾长期在上海社科院担任副院长，并担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重要职务，黄教授的观点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常参与、影响相关国家重大决策，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力。门院长代表学院全体师生感谢黄教授的莅临，并预祝演讲圆满成功。

黄仁伟教授首先感谢门洪华院长的邀请和与会师生的欢迎。对于本次演讲的宏大主题，黄教授认为战略判断需要建立在对关键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大量信息的比较和不同观点的碰撞得出可靠的分析方法。黄教授指出，当今世界变化的趋势空前激烈，有六种政治经济领域的现象是“必然发生”的。

第一，全球化发生重大转折。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表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第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出现。这反映出美国战略思考的出发点已不是盟国体系和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美国的霸权形态，霸权功能，霸权结构都发生变化。第三，大国的权力转移和小国的权力上升正在同时进行。对于大国，除了普遍认识到的大国财富、军事实力甚至“软实力”的转移，还有价值观认同、制度吸引力的转移，这代表这世界领导力的转移，值得重点关注。而小国在当前获得了与实力规模不符的权力。第四，战争与和平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按照以往的理论，战争前奏屡见不鲜，但世界特别是大国间并没有发生战争，事实上都是战争边缘。而在未来，战争与和平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急需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研究。第五，秩序和失序现象。全球治理并没有供给满足其需要的公共产品，而在新秩序形态建立起来之前，失序也会越来越严重。第六，对中国机遇和威胁的认识。虽然中国一直倡导互利共赢，但世界其他国家常将中国的战略看作是一种威胁，认为中国在改变世界，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

黄仁伟教授指出，这六种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趋势是当前大部分国际政治议题的背景和根本因素，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必须面对这些现象。借助对这六种现象的分析，黄仁伟教授阐述了三个关键问题：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权力转移的新趋势。

黄仁伟教授认为，在前述背景下，当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并存的趋势会长期存在。其根源首先在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大多从发达国家流动向发展中国家，即发达国家的财富回报在降低。这也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背后的根本因素。正是财富的流失和资金的不足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两大支柱：社会保障体系和中产阶级群体陷入困境，继而引发各种问题。其次，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人口流动威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人口不断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入发达国家，逐渐改变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构成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移民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直接威胁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

正是全球化过程中财富和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流动，引发了西方世界的三个极限：第一，西方财富的极限；第二，西方福利制度的极限；第三，西方文化容忍的极限。当前西方世界右翼势力不断扩张，右倾思潮不断发展，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三种极限日益凸显，是对前述全球范围内财富和人口流动的反抗。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右翼势力扩张不同，当前的西方右翼思潮的发展是对整个全球化的反抗，这是逆全球化的根源。

黄仁伟教授指出，“特朗普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出现。全球化过程中，财富分配和人口流动造成的双重压力扭曲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引发了西方内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挑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人物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了解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特朗普深刻理解：如果美国坚守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制度可能崩溃；如果美国坚守盟国体系，联邦财政可能面临破产；如果美国坚守开明的移民政策，美国社会可能陷入混乱。然而，特朗普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陈旧而保守的，是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的方式，“特朗普主义”的实质在于：洞悉了问题本质，但提出了错误方案。当然，特朗普也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比如推动美国减税，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可能会直接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而提出削减对盟国的军费支出将直接动摇美国二战后建立的盟国体系。这两点是对美国内政外交所作的根本改变，跳出了以往美国执政者的思维框架，直面了关键的根本问题，这将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黄仁伟教授指出，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和对解决方案的不断探索是特朗普作为商人总统智慧的体现，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黄仁伟教授认为，纵观世界历史，强大国家的崩溃往往由于其自身制度腐朽衰败，罗马帝国如此，苏联亦然。美国的相对衰退也正是由于其自身制度模式活力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需要不断提高制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才能防止权力转移的真正发生，这要求美国决策者设法防止资本财富大量外流，解决盟国体系问题。黄仁伟教授指出，制度模式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是重新认识权力转移的关键，仅将军事实力和GDP比重作为权力转移的要素就容易被某些小国所操纵。黄教授认为，当前小国操纵大国的现象时有发生，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例子，是大国政治、小国政治、小国国内政治三者的高度结合。从宏观思维出发，黄仁伟教授判断，朝鲜半岛不会发生战争。因为半岛问题的核心双方——美国和朝鲜都无法承担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都不会主动发动一场无利可图的战争。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防止小国操纵大国权力。

黄仁伟教授指出，当前世界趋势的大变局是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历史窗口，为所有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机遇期。在全球风云变幻的时代，能生活在一个综合国力不断崛起的国家，可以欣赏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是我们每个人的幸运与享受。

随后，活动进入互动环节，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对黄仁伟教授的精彩演讲进行了点评。夏立平教授认为，黄教授作为国际关系学界最有思想的学者之一，为与会师生带来了许多启发。黄仁伟教授从全球宏观角度，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唯物辩证角度分析归结出当今世界六个重大变化、全球化两个重要趋势，同时指出了西方世界面临的三个“极限”，最后也深刻地分析了“特朗普主义”以及朝核问题的背景和实质。夏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面对世界变局，正如王毅外长所讲：“乱云飞渡仍从容”，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要认识到战略决定胜负，制度决定成败。是制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法制性和可持续性构成了制度的竞争力。黄仁伟教授的演讲还是对与会的青年学子一次鼓舞，鼓励青年要志存高远，立大志，做大事。

随后，黄仁伟教授认真回答了与会青年学子的三个问题。关于“新全球化”和中国的“新全球化时代”策略，黄教授指出，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全球各国是极大的鼓舞，发挥了重要影响力。这两次重要讲话，与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与G20峰会将共同提供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所有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引领我国数十年的对外战略走向，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而日本参加本次“一带一路”峰会则是一个重要信号，值得学者关注。

对于学生提出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帮助西方发达国家解决三大极限”的提问，黄仁伟老师指出，虽然中国当前没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完全走出困境的能力，但中国确实需要提供帮助。首先，帮助美国和欧洲就是帮助中国自身，西方经济的复苏利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其次，西方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候也是可能会作出让步的时候，中国需要有所作为。第三，西方国家的困难和需求，同时是中国市场进入其经济体系的机遇，要好好把握先进生产要素转移的机会。最后，借助帮助西方解决实际问题，可以参与掌握其经济命脉，进而获得战略主动权。

关于欧洲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黄仁伟教授认为，一方面，欧洲存在冷战的惯性思维。美国和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北约东扩挤压俄战略空间，使欧洲不得安宁。另一方面，欧洲还面临欧盟解体的忧虑。欧盟如果解体，欧元的失效将是比当前恐怖主义更恐怖的事情。

活动的最后，门洪华院长总结指出，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对当前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设计。黄仁伟教授的演讲首先运用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视角，对当今世界形势作出了全面的战略判断。第二，黄教授演讲所表现的思想深度建立在对现象的深层次的挖掘上，对于很多问题的判断理解独到而振聋发聩，这种风范是元代诗人萨都剌所讲的“少吐胸中豪，神游八荒外”的最佳体现。第三，黄教授今天的讲座是一堂精彩的战略课，是对战略的总结和把握。王国维曾讲“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黄教授的很多观点和判断，体现了大学者的眼界、胸怀和从容。最后，门洪华院长代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全体师生再次感谢黄仁伟教授给与会师生带来的精彩演讲，期待黄仁伟教授能经常莅临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