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球青年学者论坛顺利举办

 2024年4月20日，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球青年学者论坛暨“全球南方与世界变局”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本届论坛邀请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希腊、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多国知名中青年学者参加，围绕全球南方、全球治理、区域合作、世界转型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钟振明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教授致辞。

吕培明常务副校长在开幕式致辞中对远道而来的嘉宾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他表示，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已成为重塑全球格局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的兴起既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重要基础，也反映了南方国家长期以来在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治理改革方面的愿景。本届论坛邀请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同台研讨，体现了同济大学在学术交流及国际合作方面一贯坚持的包容与开放。中外学者围绕“全球南方与世界变局”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相信一定能够形成富有洞见和前瞻性的观点与建议。

进入分议题讨论阶段。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中国与国际问题研究教授、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曾敬涵教授主持了会议第一个主题“全球治理与制度设计”的发言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针对“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做了主题发言。在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方面，宋伟提到了针对具体事务的治理规则和针对机制决策的权力分配。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宋伟教授从治理规则层面出发提出四点建议；接着他又从权力分配层面出发，提出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国际公务员人数等建议。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普拉默·贾斯旺（Pramod Jaiswai）针对“全球南方和全球治理”做了主题发言。他从全球南方的崛起、中印在全球南方的竞争、全球南部的跨境气候移民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旧挑战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现在正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并有能力影响全球事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一些新的地区和多边组织正在崛起，它们在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和塑造全球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荷兰莱顿大学安全与全球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阿伦·书库玛（Arun Sukumar）就“新兴技术的全球治理：全球南方的优先事项和关切问题”做主题发言。他认为各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国家间的非正式协议正在增加，非正式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形式，深刻影响着技术治理的进程，并对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他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应尝试加入非正式政府间组织，通过技术转移进行国家间合作，同时重视跨国公司的力量。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未来国防和国家安全中心主任皮察蒙·瑜冯通（Pichamon Yeophantong）针对“考察中国的环境领导力与东盟地区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做了主题发言。她认为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是亚太国家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刀切”的问题，过于重视技术而忽视了政治角度的研究。接着，她总结了东盟地区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现状以及中国在打击这一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的外交手段，同时也探讨了中国需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周逸江针对“非洲联盟气候安全治理议程的进展与困境”做了主题发言。她指出，非盟在组织层面积极发展气候安全话语，并开展了相关的机构探索。但由于成员国间立场分歧以及组织机构的内部协调和资源不足等问题，非盟参与气候安全治理的进程仍然面临着阻力。未来，中国与非盟可以在全球安全倡议下加强政策对话，深化中非气候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以可持续发展促可持续安全。

随后，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中国与国际问题研究教授、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曾敬涵的主持下，演讲嘉宾围绕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方式、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中欧气候安全合作问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未来国防和国家安全中心主任皮察蒙·瑜冯通（Pichamon Yeophantong）主持了会议第二个主题“地缘政治动力和地区伙伴关系”的发言和讨论。

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晓宇针对“俄乌战争、全球南方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处于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背后暗含着中国对同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复杂取舍。与其说俄乌战争预示着后西方秩序，不如说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在俄乌战争期间，南方国家一方面出于对基于主权的国际秩序的重视而谴责俄罗斯，但又因为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不想做出行动，这种矛盾性是当前南方国家在全球秩序中谨慎的原因。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斯旺朗·辛格（Swaran Singh）针对“金砖五国的扩张与全球南方：印度视角”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长为一方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全球南方国家是金砖国家最具有吸引力的伙伴，而七国集团主导的世界秩序日益陷入发展失衡的危机。但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联合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世界秩序和扩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而非寻求颠覆。正如印度外长所说，“印度不是西方国家，也不反西方国家”，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吸引力在于采取自下而上，促进福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中印的联合将为全球南方的数字化、自动化和知识经济带来驱动力，将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包容、有效。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曾敬涵教授针对“中国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看法”做了主题发言。他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给传统的中美安全困境带来了新的动力。人工智能为中美之间的传统安全困境带来了新的动力。一方的人工智能进步即使是出于民用目的，也会遭到另一方的怀疑，从而引发对潜在军事应用或战略优势的担忧。另一方随即以自己的行动做出反应，导致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螺旋式循环。尽管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但国内有强烈的动机来推动战略焦虑和恐惧，并夸大来自想象中的 "他者 "的威胁。由于中美两个的人工智能竞争涉及到核力量、社会管理与伦理问题，如何避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陷入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是中美两国共同的难题。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中美两国都能更加开放，并且支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将有助于中美两国将人工智能更多作为一种“善”的力量。

希腊雅典大学地缘政治系讲师厄里斯·科特拉斯（Ioannis E. Kotoulas）针对“希腊和中国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合作伙伴”做了主题发言。他指出，希腊是一个有3000多座岛屿的国家，这促使希腊的自我认知倾向于海洋国家，因此，希腊具有多重地缘政治角色。希腊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但在债务危机后，希腊开始将自己视作一个致力于更大的地区合作的伙伴。正因为如此，希腊积极拥抱海上“一带一路”，各派都有关于与中国建立良好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共识。希腊也一贯主张领土完整，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宋黎磊针对“欧盟战略自主背景下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做了主题发言。她指出，过去十年中，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动荡。此前的合作领域，如商业、投资和基础设施连接，已被政治化，并被用作中欧关系内外的政治筹码。中国继续在欧洲推广其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项目，但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却变得更加谨慎。需要注意的是，中欧互联互通的主要障碍在于双边关系本身。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方法导致了误解和分歧。欧盟的标准和单一市场法律在中欧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欧盟互联互通战略的 "泛安全 "背景下，双方的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要加强中欧合作，必须审视 "全球门户 "倡议的进展。与欧盟的合作应从 "小而全 "的项目模式过渡到 "大而全 "的项目模式。双方应积极推动经验交流与共享，利用现有的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发挥交通领域特别是中欧快线的作用。重要的是要保持客观性和避免偏见。

英国利兹大学副教授艾登·泰森（Adam Tyson）主持了论坛第三项主题发言议程“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关系”的发言和讨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张发林做题为“重新评估美元霸权：基础设施框架”的专题发言。他认为，美元霸权的基础设施框架汇集了每种研究方法的见解，其关键影响因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资本市场、国防开支和政治稳定。张教授将这些方法所青睐的量化指标置于构建和支持这些指标的更广泛的社会技术关系之中。张教授提出，应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中层视角将宏观地缘政治和微观层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做了题为“平台公司与技术公司： 全球南方的数字边缘化和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依赖性”的专题发言。他利用最新发布的数字依赖指数，比较了23 个国家对外来数字技术依赖性的变化情况，为重新评估公众和学者关于（国家）数字自主权/主权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他认为，该数据集显示了日益增长的数字依赖性，并说明了数字化如何重塑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经济体和政府的政治选择范围和技术条件，以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做了题为“全球南方百年一遇的变革与振兴”的专题发言。钟飞腾阐述了为什么中国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集体崛起视为百年转型的首要支柱。他认为力量对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对大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部署产生决定性影响。当力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当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就会非常大。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科拉·卡萨里尼（Nicola Casarini）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未来：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的互联互通项目在欧洲并没有结束，相反，它正沿着两条轴线进行重组。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重新配置在两个方面对全球南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以前针对西欧的中国投资和资源正被分配到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美国家；其次欧洲对更多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将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美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栗潇远就“全球南方视角下美国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绩效评估”做了专题发言。栗潇远认为，评估美国武器转让政策的绩效，不仅要从援助国角度看是否短期内为受援国履行了安全承诺和实现政权存续，更要从受援国的财政汲取和人力资源动员能力是否得到了长期提升来评估。他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和和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战略力量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在自由讨论环节，专家学者们围绕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依赖性、全球货币经济体系、政策绩效与效能等问题进行Q&A讨论。

随后，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科拉·卡萨里尼（Nicola Casarini）主持了论坛第四项主题发言议程“文化联结与全球参与”的发言和讨论。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贺凯针对“新冷战和全球南方的角色”做了主题发言。贺凯教授首先对中美两国间可能出现的新“冷战”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并认为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做法，在美国积极推动的这一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的对策上，他指出，中国需要具有全局性的思维，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也很重要。政治层面，印度尼西亚等国参与的“不结盟运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经济层面，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交往，扩大同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往来；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应加强全球合作，努力构建一个新全球化的世界。

英国利兹大学副教授艾登·泰森（Adam Tyson）针对“探索知识边界：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人类世”做了主题发言。他指出，在人类世，由于人类联系的更加紧密、人类活动的大加速，我们所有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几乎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而，对于“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此类疑问，这是因为不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想法的基础实际上都是在西方思想中得到构思和阐述的。各国的学者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就如同在鱼缸里游泳一样，被一整套业已存在的想法所包围。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副教授拉吉夫·拉简（Rajiv Ranjan）针对“重新构想文明联结：全球南方国家的多方位国际关系理论”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试图将某个国家的文明普遍化或使国际关系理论以此为其本体论的基础。文明的联结是再次进行的测试和反思，以理解不同国家对待彼此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一种本体论多元主义，即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或所在地的所有知识体系，以理解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是如何帮助理解其他国家的行为的，而不是将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知识输入到其他行为者身上。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博英针对“印度的优势及其影响”做了主题发言。李博英认为，2014年以来，印度正在成为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未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同时，印度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社会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基础设施落后、资源能源短缺等等。而在中印关系方面，她重点提到了印度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和展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制衡策略。李博英认为，实现新时代的“龙象共舞”既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对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讨论环节，专家学者们围绕“新‘冷战’的条件和进程、不同语言对概念的定义和国际关系理论间的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最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钟振明教授对本次青年学者论坛做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融合国内外视角的战略思维，大家围绕全球南方所涉及的全球南方兴起、全球治理与制度设计、全球与地区国际关系变革、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转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等广泛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会议研讨融合了多元视角，同时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他对参加本次论坛会议的国内外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期待大家未来有机会继续展开这样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