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6日，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F）联合举办，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疫情之后的中日韩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平台成功举办。

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也给中日韩合作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与发展机遇，聚焦“疫情之后的中日韩合作”，如何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疫情后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区域合作是本次研讨会的核心主题。会议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是中日韩合作的战略意义；二是疫情冲击与中日韩合作；三是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合作。来自中日韩三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共计2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云端会议。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钟振明副院长主持会议开幕式。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和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徐畅培教授在开幕式中致辞。

门洪华院长阐述了此次研讨会举办的背景，并对疫情后中日韩的未来合作进行了展望。此次疫情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造成重大影响，让我们看到了百年变局的最新体现，感受到强国家主义的回归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中日韩合作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重大议题，值得全球关注。在中美竞争趋于激烈的大背景下，中日韩合作走向何方，有必要深入研究。在经济地位上，中日韩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巨大；在地缘地位上，中日韩地缘地位举足轻重，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日韩关系均具有全球性影响；在文化地位上，中日韩既有着东方文化、儒家文化的渊源，也各具特色，如何拓展文化软实力也是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鉴于上述要素，中日韩合作备受全球关注，三国也进行了有益探索。面向未来，中日韩如何在经济层面上加强三国合作、在政治层面上实现协调和新突破、在文化层面上深化交流互鉴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

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徐畅培教授对研讨会的主办方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指出，新冠疫情后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世界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国际社会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情形下，开展韩中日三国合作的学术研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对即将到来的学术讨论充满期待，预祝此次研讨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议题一“中日韩合作的战略意义”，由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京滨教授主持。

首先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会长严善平教授发表了主题为“加强中日韩全方位合作，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报告。他指出，近40年来，中日韩三国充分利用各自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积极开展以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合作，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产业链和互补共赢的经济共同体。并运用大量的图表从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进出口额、人员访问、民众认同感、亲近感等方面展现三国整体关系变化。随后，严善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加强中日韩合作的四点看法：目前还难以判定疫情后东亚地区的走势；中日韩三国经济取长补短，进一步合作的潜力较大，但也面临新的风险；在国际政治方面，影响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因素复杂多样、源远流长；人口动态决定社会经济大趋势。因此，中日韩的发展阶段不同，三者应紧密合作，强化互补关系，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

韩国汉阳大学金详圭教授围绕着“中日韩合作与国际秩序转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金详圭教授指出，疫情之后，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将发生改变，国家间合作将不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而是以共享安全价值为中心。即国家间合作的目的不是“实现利益”，而是“避免损失”。在此国际背景的整体转变下，金详圭教授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中日韩三国将继续维持积极合作关系的原因。第一，气候、环境、医疗、健康、粮食和资源等低阶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未来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将不断得到巩固；第二，以数字货币、线上交易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将更加活跃，三国在网络经济和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将是大势所趋。同时，中日韩三国也存在着“亚洲悖论”（Asia Paradox）的合作困境，这需要三国从安全合作或共同安全层面，谋求迅速应对危机的方法。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丁榕俊做了题为“中韩合作的重大议题”的发言。他指出，中日韩三国关系具有战略性和非政治性，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带来与第三方双边关系的变化，三国的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了促进中日韩合作的三个机制：一是改善双边关系，其中中日关系是三国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二是促进各国家地区战略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南美、非洲和北极等地区开展三边合作；三是改善三国间的国民认识。而且，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推动需要长期的目标规划以及具体的合作课题。此外，他还指出韩国将中日韩合作视为东亚地区范围内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平台。中韩之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两国间非对称的物质实力或中国的崛起，而是相互不对称的威胁问题，即韩国对中国违反国际规范感到威胁。

门洪华院长做了“步入化竞争为协调的中日关系”的主题发言。他指出，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跌宕起伏，两国关系的演变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社会生活，而且溢出到地区和全球层面，成为世人最关注的双边关系之一。客观而言，中日关系尚未达到高层次战略互惠的水平，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中日关系既是目标亦为期许。门洪华教授从新时代中国对日战略指针，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战略取向和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础、困境与挑战三个层次详细阐述了“化竞争与协调的中日关系”。门洪华教授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遵守四个中日政治文件和恪守“四点原则共识”的前提性，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确立了新时代对日战略新指针，与之相对照，经济上深化接触、安全上实施防范仍是安倍对华战略的基本底色，尽管中日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秉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紧密的经济合作以及共同面对的世界变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双边关系面对着历史认识、安全困境、战略互信缺失等各种难题，中日关系的问题仍在深层，需要双方积极合力应对。

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徐畅培教授主持议题二“疫情冲击与中日韩合作”的发言与讨论。

首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红军教授就“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国际合作机遇”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中日韩国际合作创造了广阔机遇。这些机遇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儒家文化圈的抗疫效果好，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的相连性使得彼此合作天经地义；疫情期间的中日韩合作经过了实践检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受疫情影响，对中日韩合作的干扰减弱；疫情后中日韩合作潜力无穷，体现在教育领域、医疗合作等公共卫生领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研究员做了主题为“新冠疫情与中日韩区域合作”的发言。他指出，新冠疫情给中日韩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生命财产和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凸显出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第一，疫情将推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增大。在东亚合作上，应积极推动东盟加中日韩合作，和共同推动今年年内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二，疫情促使中日韩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动力增大，中日韩应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推动其他领域的科技合作和加快建立国际突发公共事件合作应对机制。第三，疫情使东西方的身份分野有所显现。本次疫情显示出中日韩三国同属亚洲人的身份现实，这是三国合作的天然优势。第四，本次疫情还有望促进以东盟为主的东亚地区合作，提醒中日韩三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韩国国立昌原大学中国学系讲师李菊花发表了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评估及对韩中日合作的展望”的发言。她从新冠疫情给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挑战和中韩合作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疫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挑战。流动性控制和边境检查造成的原材料供应受阻、疫情造成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延误、签证问题以及债务国资金困难等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挑战，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沿线国家面临债务履行困难的问题，使中国在沿线国家债务问题上陷入两难的立场，极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与“一带一路”建设“脱轨”现象的发生。她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使韩国陷入两难困境，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时韩国仍应采取慎重态度；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和“新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战略合作的空间，韩国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利益。

议题三“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合作”的演讲与讨论，由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红军教授主持。

首先，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徐畅培教授就“疫情之后的经济合作与韩中日关系”进行了发言。他指出，COVID-19危机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人身伤害，对全球经济贸易方面也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世界经济面临着“大规模封锁”的不确定性。为此，中日韩三国需要寻求多层次的新型经济合作。首先，中日韩要加强中央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加快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间谈判，以强化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形成巨大消费市场，构筑稳定的政治合作关系。其次，要提高地方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推进地方政府层面的非政治（经济或社会等）多层次的交流。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加深，不仅能够实现中日韩三国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也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第二位发言的是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京滨教授，他发言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日韩经济合作展望：基于制造业的分析”。王京滨教授主要从制造业这一微观层面对中日韩经济合作基础、日韩企业从中国撤离的可能性和中日韩经济合作展望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他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基本信息、交互关系和机遇风险三个层面分析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基础。随后，王京滨教授从中国市场吸引力和供应链网络惯性两个方面重点探讨了日韩企业从中国撤离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的当今时代，中国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市场仍然保持着其特有的活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短期内，各个国家难以构造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对中国具有一定依赖性的全球产业链短期内也无法与中国脱钩，供应链网络惯性明显。基于上述缘由，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会继续下去。最后，为进一步促进合作，他认为中国要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加大对日韩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流入中国；促进三国间民间人文交流。

最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研究员做了“疫情冲击与中日韩价值链调整方向”的发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对价值链和供应链造成了显著影响。由于供应链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最重要内容，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十分重视供应链发展。从地区层面看，中国外贸环境和外贸格局已经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调整。美国与欧洲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下降，在今后一段时期，中日韩价值链调整的方向就在于深化本地区的合作。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与日韩的贸易已经开始恢复，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却出现了下降，中国需要注意与东盟的贸易。从中期来看，地区内国家应该同心协力，积极维护本地区内生产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地区外最终品市场的依赖，重视和深挖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潜力。东亚地区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地区价值链的重构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闭幕式环节由钟振明副院长主持。日本同志社大学严善平教授和门洪华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

严善平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并简要分享了参与此次研讨会后的一点感想。第一，随着疫情向欧美蔓延，我们要对欧美和非洲的形势抱有同情心，不能趁虚而入，过分强调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转变，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进一步产生警戒心理。第二，目前世界形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很难判断其未来走向。其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共同影响和塑造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三，中日韩三国仍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对中日韩而言，三国的发展阶段和产业阶段处在不同水平，未来的合作空间仍然很大，从潜在的合作可能性到现实的合作，需要三国付出更大的努力。

门洪华院长在总结发言中首先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对研讨会的支持与热情参与，并表示各位专家针对“疫情后的中日韩合作”为主题围绕三国合作的现状、机遇、挑战以及肯定三国合作的前景等方面分享的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中日韩三国合作对东亚和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疫情是否结束，每个国家都在思考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中日韩合作的未来战略发展方向，三国不仅要以经济合作为方向，也要重视政治协调和文明互鉴。由于疫情给会议造成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各位专家学者未能面对面地进行充分交流和讨论，这是此次线上会议的稍许遗憾，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能够相聚同济，共话未来，继续探讨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