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亚非批判性对话”顺利举行

2025年9月20日，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亚非批判性对话”（A Critical Asia-Africa Dialogue）圆桌论坛在同济大学逸夫楼113顺利举行。来自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梅西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江原国立大学等近10所高校的近2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亚非知识生产与大学角色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会议由教育部长江讲席学者、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石之瑜教授主持，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宋黎磊，副教授丁迪、助理教授阮功松参加会议交流。

主题一：对“非洲—亚洲”框架与知识生产的批判性反思

《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学刊》（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主编、新西兰梅西大学人类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崔夏因（Shine Choi）指出，将“非洲－亚洲”框架视为天然自明的对话单位可能构成一种认知错位。她主张跳出该框架预设，以更注重内在体验和生存实践的路径，重视学术体制中被压抑或遗失的声音，并提倡以沃洛夫语“waxtaan”（意为“旨在厘清问题的交谈”）所构建的信任空间，推动去殖民化的自我重构。

荷兰社会学家、匈牙利多瑙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章博浩（Eric Hendriks）援引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指出，当前亚非知识界试图摆脱西方主导的探索，大多仍处于消极回应层面，虽有对抗意识，但尚未形成能替代西方体系的、具有共识的实质性方案。他认为，中国已在构建独立于西方的叙事与合法性标准方面取得进展。

塞内加尔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圣路易斯加斯顿·伯杰大学助理教授阿卜杜拉赫曼·塞克（Abdourahmane Seck）从历史结构与政治现实审视了现代大学与西方封建、殖民权力的共生关系，指出其具有“高利贷”式的依附性。他强调非洲－亚洲对话应超越“万隆时刻”，正视两地之间存在的历史竞争、文化漠视以及未愈合的殖民与冷战创伤等现实障碍，以共同殖民历史为纽带，联结记忆与行动，关注移民与离散社群等交织空间，构建跨区域去殖民知识共同体。

主题二：对知识生产盲点、大学角色与全球南方路径的多元审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奥利维亚·鲁塔齐布瓦（Olivia Rutazibwa）指出当前全球知识生产与跨区域对话场域中，非洲本土学者的理论创见、民众的真实需求，以及议题背后独特的历史语境常被边缘化甚至忽略。她强调，非亚知识共创必须警惕并主动审视潜在的认知盲区（blind spot）。

韩国江原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崔瑞英（Seoyoung Choi）将亚非知识互动视为一种“回声式”（echo）对话，即在交流和共鸣中，有选择地重复和转化彼此的观点。她提醒，这一过程可能存在无意识的遗漏与盲点，应警惕被无声湮没的视角。

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国际关系系学者黛博拉·马利托（Debora Malito）辨析了大学的历史形态，强调早期欧洲大学植根于封建体系，而与近代承担殖民扩张使命的“现代大学”有本质区别，应深入反思不同历史阶段大学形态的差异。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王传兴从共性、差异与本质三方面分析亚非大学与区域对话。他指出，亚非地区的大学共同根植于西方传统并具有批判性机构属性，但也存在本土传统、功能定位、价值导向与学术生态的差异。他强调大学本质上是嵌入政治规则与利益诉求等的社会机构，建议为本土学者提供更多发言空间。

美国莱斯大学政治学系常聘副教授方松英围绕大学与知识生产提出三方面思考。一是大学改革应保留积极遗产，以改革而非颠覆的方式增强对亚非议题的关注；二是警惕“去西方中心”可能陷入的新霸权陷阱；三是强调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显著，而科技类学科在不同国家争议相对较小，强调改革讨论需区分学科特性。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左亚娜对“全球南方”研究提出三点反思。一是其核心主张和理论锚点仍待进一步界定，若研究仅以“反抗西方”为目标，证明自身“与西方平等”或“能达成西方成就”，本质仍未真正突破西方框架；二是其所倡导的方法论多元并未超越西方已有的“多元主义”讨论，需明确厘清自身知识类型的独特性与学术价值；三是强调大学并非知识生产的唯一场所，应重视社会实践的来源，质疑过度赋予大学主导权的合理性。

主题三：对教育实践与亚非联结路径的务实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若林肯定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但对实践路径有诸多务实思考。她表示，仅强调“反抗”“批判”并自我标签化易导致边缘化，应明确目标受众与诉求，聚焦实际行动以逐步改变格局。同时，她强调大学需兼顾学术研究与学生就业等现实需求，避免因过度批判导向引发学生身份认同混乱。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黎磊指出，教育改革需让学生明晰方向与准则，通过与学生交流知识经验以推进相关工作。她梳理了学生对资源适配、系列项目成效、安全治理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关切，强调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都需推动学生突破传统思维，充分发挥其知识主体作用。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丁迪明确亚非对话不是固定终点，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与共处模式。高校既是研究亚非关系的场所，更是实际场域，且亚非高校存在依赖西方模式与资源却试图创新的共有的脆弱性。她提出，亚非对话核心不是如何恢复旧有团结，而是如何在当下创造新联结，重在差异中协作，构建多元、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生态。

同济大学德国与欧洲研究院助理教授张帆区分了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与批判性国际关系（Critical IR），认为前者在西方知识基础上进行普适性理论构建，后者则旨在对主流话语进行替代性变革，而当前讨论未关注二者差异。此外，她认为中国国际关系教育侧重国家间政治与实证性知识，需补足先验性知识、批判性知识与本土知识维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施东来指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避免与全球学术脱钩，倡导通过对话而非完全退出的方式推进。此外，他强调中非教育交流存在失衡，非洲赴华留学者远多于中国赴非者，且中国对非洲学术学位认可度不足，需在制度认可与物质基础层面构建平等交流条件。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越南籍学者阮功松提出三大实践路径：一是推动批判性理论构建，借鉴亚非本土思想传统，突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普适性知识框架，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二是打造自主学术传播平台，如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和同济大学国政学院主办的Plurivers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期刊，推动亚非学者自主定义议题；三是借力AI技术促进亚非研究资源流通与合作。

圆桌会议虽已落幕，但关于非西方知识与文明对话的探索，正从学术讨论走向实践落地，为构建更加多元、平等的全球知识秩序注入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