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9日，“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研究——体系、能力与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与上海政治学会联合主办，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承办。

本次研讨会是同济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召开的首次政治学学术盛会，得到了上海市政治学会的大力支持。在为期一天的会程中，4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研究这一主题，就国家治理结构与制度体系、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政策工具等多个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波教授和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分别致辞。

江波副校长代表同济大学向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并对同济大学政治学科发展以及文科发展规划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同济大学政治学科自1986年发展至今取得了优异成绩，离不开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各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作为国家双一流大学，同济大学高度重视文科发展，正在积极努力推进“国家创新发展和欧洲研究”的交叉学科群建设；同时将学科建设与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相结合，现已成立“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国家现代化研究院”两个校级综合性智库。针对本次会议主题，江校长强调，“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有待深入研究的议题，期望新成立的国家现代化研究院能够与上海政治学会密切配合，集中同济大学学科优势真正做好现代化研究，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指出，同济大学在发展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些年来在上海学界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他认为，学科交叉不仅局限于人文学科内部，传统的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也需要相互融合、相互吸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十九大以后特别强调的议题。本次会议正是在回应和探讨新形势下政治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也是上海政治学界的一次盛会。

两位领导致辞以后，门洪华院长表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正在大力推进夯实基础、打造特色的学科建设工作，希望政治学系、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以此次会议为开端，形成政治学系列会议，密切结合国家发展主脉以及同济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以政治学研究推动学科交叉的深入发展。

随后，门洪华院长主持了会议的主旨发言单元，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周光辉教授和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分别发表主旨演讲，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敏凯教授进行了点评。

周光辉教授以“空间政治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为题，基于对中国道路的知识论问题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治理的空间视角。他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存在着文明多样性和国家空间属性被虚置的现象，而空间是国家的存在方式，不同文明在不同的空间中追求现代化，因此从空间政治学视角理解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周教授对空间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做出区分，并从空间的权力化、标准化、行政化以及开发利用四个方面论述了空间的政治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空间政治学视角强调整体性、立体性、多样性，关注国家统一性问题，寻求国家认同与尊重多样化之间的平衡。

桑玉成教授的发言主题为“政治学如何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经验”。他首先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出发，指出政治学始终面临着在复杂性、差异性基础上组织人类集体生活的困境，因此需要通过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吸纳人类社会积累的智慧与经验。接着，桑教授具体谈到如何对待学界与民间两个领域的智慧问题。一方面，政界知识化程度提高引起政学结构的转变，学界需要反思自身提供智慧的视角、取向和优势。另一方面，大数据和自媒体的时代下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途径发生根本变化，对民间信息的甄别也更加重要。他认为，可以关注各界退休干部与受处分的领导干部，从他们的反思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周敏凯教授对两位教授的主旨发言进行了简要点评。他认为桑玉成会长基于个人经历与心得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意义、方法以及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获取途径，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警示学界切勿自满，研究应能够契合现实的需要，并且注重对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比较与借鉴。周光辉教授在中国政治学领域里摸索开拓一个“中国化的空间政治学的体系建构”，提出空间政治化的“四化”以及空间政治学的三个视角，在中国政治学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周敏凯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空间政治学”概念，开始利用“空间”研究“政治”，这就要求跳出经济领域，以全方位的整体空间来批判资本主义。周光辉教授提出的“四化”和“三个视角”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

判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学的建构中间仍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主旨发言单元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在同济大学逸夫楼前合影留念。

会议第一单元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结构与制度体系”，由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周光辉教授主持。

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部程竹汝教授发言的主题为“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辨析”。他从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选择的变化出发，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探讨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概念内涵，指出这三者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的具体内涵，集中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推进过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大都市治理中心唐亚林教授探讨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建构逻辑及其实践价值排序”，他指出知识界在关于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与价值选择逻辑的问题上面临僵化和失语，并且忽视了一些重要变量。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内涵是集“发展-领导型体制”与“使命-责任体制”于一体的复合型体制，实践价值选择是基于阶段性发展目标的优先性排序，中国政治现代化是一条自主探索之路。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俊志教授以“从嵌入到规范：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化路径的新模式”为题，通过一个制度与行动之间周期性互动的理论框架，结合对陕西省镇坪县近年来一些创新性探索的追踪考察，提出一种新型的自上而下的规范化模式，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地方人大的成长路径，而且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代议机构制度化模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徐红教授发言的主题为“国家治理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改革探析”，她采用财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央地财政事权“错配”导致的各种弊端，分析了2018年《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意见》的产生背景、内在机制和改革效应，对共同财政事权改革措施进行了价值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相关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郑维伟研究员以“制度定型、小组政治与国家治理：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为题进行发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和定型化，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和正当性源泉；另一方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制度供给的中介，在党的主导下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体制性分权以及宪法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对社会的整合。

在第一单元讨论环节，刘根法教授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含义以及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关系提出疑问。程竹汝教授认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的不同层面和偏重，它们是一个整体。制度包括成文法和惯例两个类型。何俊志教授基于比较议会研究的框架，指出制度化是政治现代化的表现，衡量议会制度化水平的指标是职业化和专业化。

唐亚林教授对于何俊志教授分享的案例和制度激活机制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普遍性和持续性问题。何俊志教授认为，就普遍性来说，中国各地方之间的学习机制和传播效应较强，制度创新的可复制性尚可；就持续性来说，这始终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温岭案例持续二十年仍然失败了，但是徐红老师的发言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国家公共服务能够实现相对的分权，那么在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预算范围内人大可以有较大的监督空间。

那传林教授向徐红教授提出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徐红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从财政政治学角度来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问题。目前制度上存在许多缺陷，事权与财权存在错配的问题，需要一个综合性、整体性改革的制度框架设计来解决。而且，由于地方政府面临GDP驱动的整体态势难以改变，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形成了巨额债务。这也是权力配置的问题，有待于对地方政府考核方向的转变，地方政府应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不是推动GDP增长为最主要的任务。这一方向转变再结合一些财政性、经济性手段，有望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会议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能力”，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邵春霞教授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以“‘增长锦标赛’到‘治理竞赛’——城市治理机制变迁”为题，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城市治理目标从增长导向到卓越导向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了治理机制的转型，并从评估体系、压力与激励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从“增长锦标赛”到“治理竞赛”的机制变化。彭教授基于案例研究指出，在治理竞赛体制下，政府行为逻辑转向求稳与求新，治理竞赛面临多元化、表面化与模糊化，应通过权责调适、重塑考核以及强化公众导向形成健康的管理体制。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殷冬水教授的发言围绕“现代国家竞争力——现代民族国家全球扩散的政治学解释”展开，从理念、制度以及组织方式等方面解释了现代国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比较优势。具体包括，因国家认同而具有强大内聚力；“人民主权”观念使国家能够更广泛地吸纳社会精英；依赖基础性权力而具有更强的控制、汲取、动员能力；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更有能力实现社会秩序普遍化、国家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实现国家均衡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王礼鑫副教授的发言以“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十八大以来的提升及其基本经验”为题，基于对传统公共政策研究“阶段论”范式的创新和知识的视角，提出政策管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内容，主要指国家对政策议程设定、方案规划、决策、执行、评估、变迁等环节的控制能力。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呈现出平衡稳定的整体高水平状态，基本经验包括思想指导、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华东政法大学汪仕凯教授围绕“政治体制的能力、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国家治理”的主题，以“政治体制的能力”作为解释中国发展的新视角。政治体制的能力即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产生于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与人民民主体制相融合，是国家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政治经验。

在第二单元讨论环节，同济大学孙磊教授向殷冬水教授提出，现代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做了截然对比并得到现代国家完全正面的结论，那么如何解释现代国家自身存在的弊端？殷冬水教授认为，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划分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线性思维，是否存在更好的替代性方案是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化的分析框架需要调整和批判，但是它为国家研究、政府改革和人类发展提供了目标和维度，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那传林教授提出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问题。殷冬水教授回应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相对应，民族国家与帝国相对应，民族国家内部又存在分化与差异。

罗峰教授对于汪仕凯教授的发言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思考，并针对唐亚林教授发言中提到的“使命-责任体制”提出“使命”的连续性和社会化手段问题。

杨志军副教授首先对王礼鑫教授提出政策风格对政策标的和公民反应的影响问题，然后对汪仕凯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发言中提到的干群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否存在差异和分层，二是民主集中制与西方体制的比较问题，三是我们作为一个威权体制的塑造力问题。王礼鑫副教授表示，政策管理能力概念限定在政府内部，还未讨论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层次。汪仕凯教授认为杨教授的首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方向；自由民主体制无法解释中国，对政治体制能力的讨论的前提是否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威权体制”的判断。

会议第三单元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研究”，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徐红教授主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孙磊教授以“治理与治道：儒家治道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道”为题，基于对西方治理研究趋势和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现存问题的考察，论述了研究中国治道传统的必要性；进而从天道信仰、民为邦本、礼乐行政、君子之治四个层面阐发了儒家治道传统的丰富内涵；最后，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强调儒家治道传统通过与现代西方治理对话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毅教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建构中国话语权：澄清误区和内在逻辑”进行主题发言。“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权既是对传统“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西方“以人”为核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化转换。陈教授基于对话语权构建中存在误区的澄清，在历史和比较视野中，围绕“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三个维度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话语权构建的内在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那传林副教授以“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探析”为主题，探讨了 “政权党”的本质、产生原因、未来与前景。“政权党”产生于叶利钦时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本质上只是俄罗斯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过程中的一种依赖个人的治理方式，其未来的发展仍然有待观察。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钱玲燕的发言主题为“德国城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德国弗莱堡市城区市民协会为例”，她以德国地方治理的发展为基础，结合弗莱堡案例介绍了德国市民协会的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及其在地方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对于处理中国城市社区街道办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居委会对居民负责的基本职能以及促进公众参与提出了启示与借鉴。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成城博士以“时空情境下的中欧现代化比较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为题，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和欧洲现代化比较的含义。中欧现代化在本体论上的可比性、认识论上的多元性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可比性，三者看似矛盾之处构成了在时空视角下重新审视中欧现代化的研究基调。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葛天任博士的发言题为“比较视角下的福利社区化与社区发展政策演进——以战后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例”，提出三地社区发展政策遵循了从行政干预整合社区、提供社区基础设施、建立社区社工体系、建设福利社区到鼓励推动社区自治的基本共同路径，其背后的主要逻辑是行政职能的调整和福利转向，本质动因是福利社区化及财政收缩。

在第三单元讨论环节，郑维伟教授向孙磊老师提问，按照刘泽华教授的观点，中国传统围绕“君”展开，文章为何将儒家治道与现代治理并列？孙磊教授回应，如此安排包含挑战意味。既有研究更强调用西方的民主价值去解释中国的传统，甚至把中国的“民本”解释为“含有民主的种子”。而我现在的研究更多是反对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强调从传统经验中引申出更贴近我们文化的东西，然后与西方的民主进行对话。陈毅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统治者也有“敬天保民、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中国传统并不完全就是王权。

周光辉教授对叶成城博士的研究表示认可并提出问题：研究中考虑到“多样性”问题是想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但是提到三波现代化浪潮以及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所采用的还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汉语的思维逻辑与西方不同，中国文明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那么是否可能有一种超越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叶成城博士表示，周老师的提问为自己的现代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现代化的维度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客观标准与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区分可能还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彭勃教授向葛天任博士提出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路径问题。一是从更大的比较范围来看，也可以有自下而上的视角，即来自社区基层力量向上的拓展而不完全是国家政策；二是福利社区化的理解在中国大陆社区研究中会面临问题，即社区几乎不可能为国家分担福利开支，更多的还是社会控制的社区化。这些解释路径超出了文章研究范围。葛天任博士回应，理解社区自治的途径可以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即行政的逻辑和社会的力量。社区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可能与行政力量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今后可以增加更多案例，探索多样性的研究途径，

那传林教授对叶成城博士提出现代化研究范式的问题。现代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是唯一的，传统与现代两分的方法具有单向性，并不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是一个伪命题？叶成城博士认为“现代化”只是一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本体论的东西，比如经济增长、工业化等等。

会议第四单元的主题为“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由上海市委党校程竹汝教授主持。

上海行政学院罗峰教授的发言主题为“社区中的国家：介入、限度与启示——以社区志愿组织为例”，关注“社区再组织化”情况下国家公权力介入的问题。罗教授将社区志愿组织分为内生性、植入型和动员型，相应地探讨了国家介入的途径和限度，并针对国家与社会合作中的利益共容、国家介入后社会力量政治性和功利性两种目标之间的张力，以及政府推动社会力量成长的限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启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吴新叶教授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分析了精准扶贫中的“干部干、群众看”现象。该现象无法通过公民参与理论、能力建设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获得充分解释和解决方案，而“制度-生活”理论工具以制度刚性对应生活韧性，既能够解释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又凸显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契合的建设性。在精准扶贫层面，“干部干、群众看”既反映了制度（扶贫政策）与生活（主要为日常互动与习惯）的紧张，也开启了制度自我更新的机制。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唐皇凤教授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与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基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考察”为题，梳理了我国城市群建设脉络和区域发展现状，提出城市群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引擎；并通过分析三角城市群中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建设经验和创新机制，提出了我国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副教授探讨的主题为“界定陌生人：感恩教育话语建构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体性”。基于对农民工子女占生源主体的公立学校的考察，他认为，感恩教育由旨在维护城市群体利益的权力主导，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宏观过程。教育话语将随迁子女塑造成“道德受困者”，引发了他们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和抵抗。相比于感恩教育，公民教育具有更积极的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慧荣副教授将贤能政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探讨中国农村的“选聘分离”模式。他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出发，指乡镇基层政府面临工作效率和民主约束的挑战，而“选聘分离”的创造就是一种应对措施。通过制度叠加的方式，由民主选举的村委会负责决策，由公开选拔、培训的专职村干部负责执行和落实政策，实现了“民主”跟“贤能政治”结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朔严博士的发言主题为“主动靠拢的社会组织：政党调试下的国家社会关系重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在宏观层面探讨了政党统合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政党统合改变了原有政府监管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通过重塑激励环境来改变社会组织的行为，引起社会组织向体制的主动靠拢，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向紧密合作的方向发展。

第四单元讨论环节中，唐亚林教授提出，农民工子女的父母不在身边，感恩教育可能会涉及到未来一生的行为矫正。厌学和反抗等行为的原因更可能是身份而非感恩教育。而且将“感恩教育”与“公民教育”相对立也是不合适的。

会议第五单元的主题是“治理模式与政策工具”，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俊志教授主持。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勇教授以“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从软治理的内涵出发，探讨了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价值、内容、机制等当面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建构、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未来国家软治理的现代构建路径。

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赵永红教授围绕“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在梳理现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框架中，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后信访治理的演变及困境，进而提出以民主法治为支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信访治理走出困境并实现转型的根本之道。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邵春霞教授以“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运动式治理的技术与政治”为题，提出中国运动式治理是一种辅助甚至替代科层式治理的非常规技术手段，并进一步分析了运动式治理的主要机制及其政治与社会基础。运动式治理绩效具有临时性和局部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科层体系的理性化发展。因此减弱运动式治理的消极影响，增强理性化科层体系的治理功能，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志军副教授的发言主题为“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实践？”，提出了集目标、任务、要素于一体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分析模型，以贵州省凤冈县开展的“四直为民”创新性实践，即“党群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为案例，阐述了其中体现的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目标以及地方治理现代化任务与要素内涵，并对地方治理现代化提出更进一步的思考。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袁立超博士以“从‘沙漏型’到‘立体化’：街居制的转型研究”为主题，基于上海市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的创新实践，从制度背景、互动逻辑、运作机制等维度对其进行剖析，认为睦邻中心是在原有街居制不变的前提下开展的组织形式变革，通过吸引社会和市场力量回应社会多样性诉求以及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了街居空间从“沙漏型”向“立体化”的转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家关系学院赵萍丽副教授以“国家治理真正支柱，公民德性教育”为主题，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与《法律篇》政治思想的解读，指出公民德性教育是塑造良好公民、培养哲学王、达成理想国家治理的积极手段，同时也是良法得以制定、实施和保有的支柱。这些探讨最终指向何为好制度以及如何保持制度的持续性，即实现人与制度良性互动的问题。

第五单元讨论环节中，彭勃教授对杨志军副教授的发言提出建议，文章中涉及到的不仅是协商民主，还有公共服务的便民设计以及办事流程的整合，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说还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何俊志教授对治理概念做了补充：官方文献中，最早是世界银行使用“治理”，将其作为一个没有价值争论的技术性概念。

会议最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邵春霞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她对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了充分肯定，各位学者从不同的现象、问题出发，涉及到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同角度，视野广阔；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令人深受启发。同时，在发言和讨论中大家的观点存在差异，“现代化”及其发展目标内涵负责且多有歧义，“古今之辨”与“中西之争”的问题仍然存在。最后，邵教授再次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感谢，感谢各位同事与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期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