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2017年1月7日,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主办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教授致辞。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特聘教授主持开幕式和主旨演讲。
会 议 合 影
会 议 现 场
开幕式致辞 江波副校长
开幕式主持 门洪华教授
主旨演讲 王逸舟教授
主旨演讲 杨洁勉研究员
主题发言 胡键研究员
自由发言 胡礼忠教授
会议总结 仇华飞教授
自由发言 夏立平教授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博士在致辞中阐述研究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习近平对外开放战略思想研究,认为,对外开放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开放发展的思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开放型经济强国思想等重要内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杨洁勉研究员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力、途径和新使命”为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以“中国外交的新机遇、新挑战”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来自全国部分高校、科研机构的国际关系研究30余位会专家学者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两个环节进行专题发言和互动交流,。
在第一环节中,门洪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刘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胡令远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兰教授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分别以“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略”、“命运共同体与亲诚慧容的相互关系”、“特朗普时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新安全观与中日关系”、“亚洲新安全观思想内涵及其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战略”为议题发言。
在第二环节中,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仇华飞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胡礼忠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主编胡键研究员、上海政法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王蔚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与公共管理学院谈谭副教授分别以“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话语体系构建的继承与创新”、“全球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国传统对外理念的当代辨析”、“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周边安全”、“命运共同体与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地区安全风险及管控”为议题发言。
与会的学者认为,建设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础是中国外交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外交的发展需要中国加强外交话语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逐步积累。中国智库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中要有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建设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是实践总结的需要
建设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不仅是实践总结的需要,也是大国外交的需要和弥补短板的需要。杨洁勉认为,当前,西方挟话语优势而在世界各地推行其思想理念并为其强权政治服务,中国在信息社会化的新形势下对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之际,不仅需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外交互动,而且还要介绍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提出中国方案和发挥必要的引领作用。此外,还要在周边关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发展方向。
在继承中发展传统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总结优秀的外交话语体系。杨洁勉表示,中国还需要在传承外交话语体系时推陈出新和旧词新用。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不断产生和需要新的话语,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新公域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需要在外交话语中予以表现。“一带一路”理念的形成和实践的推广,使其在国际上不胫而走,这是成功的一例。而且,中国在推动国际力量格局朝着相对平衡与稳定方向发展时,还需要对国际和中国外交的话语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建设,这就是外交话语的体系建设。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仇华飞认为,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认识与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新安全观思想”等,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
仇华飞认为,话语的背后是观念、是文化。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是“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思想的典范,是弘扬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伟大实践。
中国是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动能和变量
“中国是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动能和变量之一,中国的前景更多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与国内发展状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中国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把参与的过程与本国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挂钩,国际化进程本身在中国日益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尺。中国需要发出更有力的国际声音,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规则,需要提供更均衡的公共产品,包括必要时解决问题的各种手段。
王逸舟表示,站在 21 世纪初的角度观察,不仅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里,有着过去任何时期未曾具备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自我意识如何,也无论愿意与否,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那种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朝着大力参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方向改变。考虑到中国的体量规模、发展速度、历史积淀、文化品格、政治特性和社会现状,上述新的态势在带动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重大改观的同时,也必然推动包括外交转型在内的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
“2008 年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触发全球治理危机、转型与发展并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2008 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难得契机。”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做出上述判断。他认为,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基础性举措表现为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这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的全球方略。并且,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这是中国应对治理挑战的地区方略。
在新的全球场景内,适应新的环境与要求,中国外交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外交转型与“创造性介入”的对外取向有何关系?在王逸舟看来,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或趋势,既包括发生在国际范围的重大变化和事件,它们构成中国外交实现“创造性介入”的约束条件,也包括国际范围各国外交转型的一般规律与经验教训,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变革与转型的借鉴对象。第二,需要探讨中国的独有进程,即当下改革开放的新趋势、新举措、新难题;不难理解,这些正是推进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最后,需要进入操作层面,观察有关外交转型的具体难题,分析外交的政治地位、外交投入及其增长机制、外交官的筛选与培养机制等方面。后者属于体制机制包括规章制度性的专业问题,过去探讨得很少。值得指出的是,外交的活力释放、中国外交在全球的更大影响,与内部的体制机制变革、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有内在联系的、成正比关系的。
门洪华认为,在这一中国迅猛崛起与世界快速转型并行的时刻,中国明确自己的全球战略定位: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具体地说,中国不仅要抓住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机遇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也应当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义务、多作贡献,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各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