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F）支持，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中韩经济关系与东北亚合作”专题研讨会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围绕“中韩关系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及“中韩经济合作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来自韩国京畿大学、延世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延边大学等地中韩学者10余人会聚同济校园，展开充分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在会议中致开幕辞。他指出，最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美国的对外经济行为影响到很多国家，中韩两国在经济方面也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相信中韩两国学者对于如何在萨德争端之后修复两国经济关系，如何推动中韩经济合作，如何发展区域经济融合，进而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一定有很多深入思考。他期待与会专家们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了会议第一场研讨。

第一位发言专家是来自京畿大学贸易学系的林虎烈（LIM Hoyeol）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中美贸易争端和中韩经济合作的方向”。林虎烈认为，中美贸易纠纷是中国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实行中国2025战略，以及美国综合实力的支柱——也就是高新技术产业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中美贸易战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和美国对外霸权的冲突。WTO的分析结果表示，2000年的时候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还没有占据主导的作用，然而2015年的时候中国跟美国一同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国家。韩国跟日本已经成为了中国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国家。美国对外进口21%是从中国进口的，也就是说美国最大进口对象国是中国。所以美国现在也不能否认正在依赖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特朗普政府认为对华贸易逆差的核心因素就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和中国窃取技术得来的。其实仅仅依靠汇率的调整不能解决中美两国贸易不均衡。两国贸易不均衡问题还会受到GDP的增速、财政收入的差距、美国财政逆差的缩小、中国贸易开发等等因素的影响。第四次产业革命当中有五大核心理念，除了人工智能以外的四大领域：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机和智能型机器人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一位，研发费用已经上调到20%多。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正在加大投入。然而中国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在各个法律法规方面还具有脆弱性的一面，而且中国还存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信用市场过热等等问题。所以今后中美两国的经济趋势是很难进行简单评估的。美国要求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五大领域进行妥协，而且贸易谈判最大的议题是美国要成立执行机构；这个机构会检查中国的履行事项，而且美国还要求在贸易谈判当中添加立即撤回项目等条件，这对中国来说是很不利的条款。林虎烈认为，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争也对韩国产生影响。韩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越来越大，如果考察美国对华进口和中国对韩进口的数据，可以发现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必然会导致韩国对华出口的减少。与此同时，韩中两国在机械、石化、电子等领域的竞争也开始凸显。对于中韩两国来说，未来最大的核心课题就是要在尽快的时间内达到中韩FTA的后续措施，也就是服务和投资方面的协商。

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开盛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东北亚地区合作中的韩国角色与政策”。李开盛认为，韩国在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韩国具有特殊地理位置：与朝鲜一起，同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中日间存在激烈的地区权力竞争，需要第三方来出面牵头东北亚合作，而韩国会是一个合适的第三方。此外，韩国不仅具有相应的实力，也同其他东北亚各国保持较好的关系。他认为韩国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合作中扮演如下角色：第一是折中者，特别是在两个大国相持不下的时候韩国有的时候就是很好的第三方选项；第二是沟通者，这个角色在美朝谈判中就非常重要；第三是倡议者，韩国可以提出一些很重要的合作倡议；第四是协助者，即韩国利用自己的地位与经济实力，推动其他各方达成合作协议或地区合作。韩国要充当地区合作的仲裁者、保证者的角色是不可能的。韩国缺乏这样做的实力，而中日甚至是美国也不允许韩国在目前发挥这样的作用。总的来看，韩国的地区合作角色是在与中日角色的互动过程中决定的，中日的强国主导地位决定了韩国作用的限度。未来韩国要在地区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应当增加对美政策的独立性，增强在朝核问题者中倡议者、沟通者的地位。韩国也应当超越对朝核问题的执着，充分意识到东北亚地区对韩国的战略意义。最后，韩国不应过于执着于国家角色，而应该致力于塑造地区角色与地区身份。

第三发言专家为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何喜有副教授。何喜有在题为“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趋势与潜力”的专题发言中，根据1990-2018年中国对韩国实际直接投资的数据，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全球直接投资追踪数据，对中国对韩投资的趋势和潜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进程具有“起伏波折”、“避实就虚”、“愿望强、行动缓”等趋势。韩国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属性、优势传统产业所蓄积的技术优势和新经济领域所具有的研发能力，金融服务领域业的管理经验等，吸引着中国企业。近年来，无论是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电子商务领域，中国对韩投资的大项目增加都反映出，随着中国企业在中韩之间围绕价值链重组而进行对韩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多，对韩投资领域和形式将更加多元化。何喜有认为，中韩还是存在着产业发展的梯度差，中国的制造能力比较强，但是韩国研发能力和全球的经营能力还是很强的，如果进行全球产业链视角下重组，韩国当年摆脱东亚金融危机进行的形态，东亚地区进行的话这个方向应该是合理的。

第四位发言专家为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语言与外交学系的金映完（KIM Youngwan）副教授。在题为“中韩援助政策对非洲公共舆论的影响”的专题发言中，金映完分析指出，中国从2010年到2014年对全球各地提供了3500亿美元左右的援外，美国是提供了3940亿美元的援外。如果把中国提供其他政府资金加起来的话，其实比美国的ODA还要多。中国的援外不强行要求非洲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的条款，所以非常政府和非洲各国方面其实是欢迎中国的ODA的。之前很多西方学者对援外本身抱有批判性的态度，西方学者认为对非洲的援助会导致非洲公众和非洲国家更大经济的困难和贫困，让非洲越来越陷入贫困的陷阱。非洲正在进行很多大型施工项目都是中方企业以及中方企业背后中国政府的影响。之前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非洲援助跟西方的援助相比并不能说更好或者更差，中国政府开发援助在非洲经济开发方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可以起到积极的影响，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还是抱有一些批判性的态度。金映完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在非洲进行很多的开发项目，以及这些开发项目周边非洲人民生活水平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认为在开发项目和当地公众生活水平方面中国基本上可以做到平衡的结果。相比之下，韩国的非洲援助在整个援外方面占据20%左右。韩国非洲援助规模和中国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韩国非洲援助是集中在社区的开发方面。这些社区的改善项目可以实实在在的提高或者美化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他提出一个“三角合作”理论，认为中国在非洲当地进行大规模施工项目的同时，在当地如果跟韩国合作，也就是说中国硬件开发和韩国软件开发，以及当地的社区合作在一起三角合作，中韩两国在非洲援助方面既可以开发当地的基础设施，也可以得到当地的民心。

第五位发言专家为来自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的朴东勋副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新时期朝鲜内政外交对半岛局势的影响及中韩合作”。自金正恩上任以来，朝鲜内政外交发生较大变化。内政方面，通过一系列制度建构，不断加强“领袖惟一领导体系”的同时，推动经济领域改革措施，而且这种趋势呈现稳定性和持续性。但由于意识形态、国际制裁等诸因素，国内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认为，2018年朝鲜外交大反转，促使半岛再次进入缓和期。但是，随着朝美会谈进入深水区，双方立场变得更加尖锐，博弈显得更加激烈。朝鲜半岛局势进入关键阶段。朴东勋认为，中国要继续对朝鲜给予战略支持，尽可能让朝鲜在“对等”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谈判，以保障谈判的可持续性；将“双轨并行”倡议细化成可供操作的“路线图”，均衡各方利益，确保各方都能受益；中朝俄三方在解决无核化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再与韩国形成默契，把中朝俄韩的合力作为中国主导局面、与美方进行斡旋的重要基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郭锐教授对第一场研讨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尽管中美之间贸易争端背后有深层次的政治考虑，韩国也深受影响，但中韩之间贸易相对均衡性是比较好的，这就使中韩未来共同发展存在巨大的可能性。关于韩国在东北亚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他认为韩国的国家角色和地区角色的选择存在一个困难，一方面是依据自身的国家实力设定的角色并不符合韩国维护、增进和扩大自身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韩国又试图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引导地区地缘战略结构，使自己朝着有利于统一和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方向发展，但却同样在现实中存在很多阻碍。关于中韩相互投资的问题，他认为双方还是要提供政策上的相互保障，使得双方在对方国家的投资都充满信心，而不是停留在短平快市场逐利的状况下。

京畿大学贸易学系教授林虎烈（LIM Hoyeol）主持了会议第二场研讨。第一位发言专家是来自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郭锐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战略对接视阈下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融合发展”。郭锐借鉴国内相关学者有关“战略对接模式”的讨论，对“新北方政策”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条件、对接模式及对接领域选择进行分析，认为中韩两国在北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与合作中存在着互补的优势，两国的供需匹配程度相对较高，完全具备实现“新北方政策”对接“冰上丝绸之路”的条件。但战略对接的本质是一种持久性的“供需匹配关系”，因此在后期的维持过程中，需要解决“新北方政策”对接“冰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持久性”与供需匹配“动态性”以及国家资源“有限性”与领域选择过多的困境问题。

第二位发言专家为来自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的禹炳源（WOO Byungwon）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韩经济合作及中韩对外经济政策倡议”。禹炳源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中韩两国来说，政治问题往往阻碍经济关系的发展，对经济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反过来想，我们今后更要善于通过发展健康的经济关系来帮助推动政治问题的解决。他分析了中韩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倡议，认为它们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如两国都重视多边合作，强调对外开发援助，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国际治理。通过把亚投行作为案例来考察，他认为中方两国可以结合双方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共同目标，在亚投行框架内推动双方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

第三发言专家为来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丁榕俊助理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新北方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对接：中韩合作的收益及挑战”。丁榕俊分析了卢泰愚时期提出的北方政策的背景，认为文在寅政府推行新北方政策与北方政策有着共同的针对目标，即俄罗斯和东亚相对来说欠发达的国家，而且方向是面向欧亚大陆的，它是地缘经济的战略，也是蓝海开拓政策。新北方政策是九大桥战略，体现在好多个领域。北方地区对韩国来说资源丰富，而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韩国是资源匮乏，出口主导的国家。北方地区对韩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和文在寅政府的新北方政策如何进行对接？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新北方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切入点是经济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的交叉地点。“一带一路”有三个目标：首先要确保能源的供应渠道和安全问题；二是要扩大贸易，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三是解决产能过剩和贸易部均衡问题。丁榕俊认为为，韩国资源匮乏，也不处于海洋能源输送道的交叉入口，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推行过程中韩国所能发挥的角色是有限的。尽管如此，他认为新北方政策和“一带一路”还是可以实现对接，比如可以通过连接铁路及发展物流和运输等方式来推动战略对接。

第四位发言专家为来自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千兹贤（CHUN JaHyun）助理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千兹贤在发言中聚焦中日韩三个国家在地方政府层次上的合作问题。她认为，过去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但除了中央政府以外，中日韩三国也需要产业之间的合作和地方政府层次的合作。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更为独立和自由，处理问题可以更加灵活，财政状况也往往更加稳定，还能避免一些政治和历史方面敏感的问题。通过考察“东北亚地区政府协会”和“中日韩地方政府交流会”这两个东北亚地区的地方政府组织，她认为中日韩在推动地方政府层次的合作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三国之间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国际机构及提供相应的政府资助等形式，加强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

第五位发言专家为来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博英助理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显性比较优势视角下的中韩两国贸易竞争力研究”。李博英在发言中指出，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规模和增速都突飞猛进、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发展的联系紧密。通过利用显性比较优势理论和贸易结构分析方法，她发现中韩两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提升了各自优势产业在世界市场当中的出口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中韩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往来也不断拓宽和深入，两国货物贸易的差异性较大、贸易互补性较强。但是，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中韩两国在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贸易产品领域的竞争性逐步加强。中韩双方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推动两国企业强强联合，探索在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支持有关国家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促进地区互联互通，进一步丰富两国的经贸互动方式，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关系主任钟振明副教授对第二场研讨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韩国的新北方政策和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之间存在着战略对接的经济互补优势，但也要关注战略对接中存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中韩两国在各自提出的对外经济政策中都强调技术革新，都注重发展同邻国的经济关系，都重视拓展东南亚和南亚等东北亚之外的地区，强调负责任伙伴的概念，努力推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试图帮助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而且都关注环境问题，因此，中韩在对外政策倡议方面存在的共同立场可以转化为两国之间围绕亚投行等诸多国际多边机制的合作。尽管有的学者认为中韩经济合作存在竞争性的一面，或者因为韩国本身因为资源、市场及与美国结盟等因素而无法在“一带一路”等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多方面拓展合作的潜力，如千兹贤博士提到的推动中日韩之间地方政府层次的合作等。

会议讨论环节结束后，门洪华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这次会议尽管时间不长，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丰富。他评论了中韩关系定位问题及韩国的国家定位问题，指出定位有主动定位和被动定位，而无论是韩国还是中韩关系，都可以有更加积极的定位。关于中国经济的外向性问题，他认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将同外部世界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历史上无论是韩国还是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崛起历史，都对中国的实践会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展望中韩之间及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合作前景，他认为今天的讨论触及到了很多重要的途径，如各国实现战略对接及努力扮演桥梁作用等，同时让认为历史和解也非常重要，而实现历史和解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思想认识，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深入的讨论。门洪华院长表示，期待将来有机会继续这样的讨论，也希望大家将来再次莅临同济大学继续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