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8-19日，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牵头，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校人事处、校外事办公室共同主办的“跨学科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中国等11个国家20余家高校、著名科研机构的30余名青年知名学者与会，从跨学科的视角，围绕“中国与世界关系”主题，展开了热烈精彩的讨论。

研讨会开幕式由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锦明博士、同济大学人才办公室主任杨超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锦明副书记对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高度评价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她指出，“中国与世界”主题的确定与当前发展形势和研究需求紧密结合，是一个极富意义与挑战的题目，其广度与深度要求跨领域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以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使“中国与世界”的大课题得到完整和全面的呈现。本次研讨会定位为青年学者峰会，“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国家的发展有赖于青年的成长，青年作为最富活力的群体应当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需要创新思维的引领，马锦明表示希望这次青年学者峰会能够打造成为一个高端学术平台，助力同济大学“双一流”建设。杨超主任对各位青年才俊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同济大学的人才政策，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在逸夫楼前进行合影留念。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根据组委会制定的相关议程，在为期一天半的时间内，进行了七场专题研讨，发表了颇具学理性和前沿性的主旨演讲，并对许多重大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

研讨会的第一场报告主题为“中国与国际秩序”，由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莫凯歌（Gregory Moore）副教授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点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贺凯教授以概念分析为视角对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由于伴随着对中国崛起和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激烈争论，学界还没有就“国际秩序”的概念和“秩序转型”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贺凯通过对国际秩序进行基于规范、基于权力和基于规则的层次分类和安全、政治、经济的问题领域分类，提出了分析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九个维度，并结合亚太地区秩序和中国外交政策，得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比普遍认为的更加不确定和困难的结论。

通过音频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副教授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题，探讨了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他认为，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及美国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塑造，让整个世界都面临发展困境。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相对衰落，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世界的权力分布再次发生改变，这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事务学院张德佳（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副教授分析了中国与印度的国际秩序构想差异。她以建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为缘起，分别就中国和印度所设想的国际秩序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异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习近平和莫迪的国际秩序构想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她认为，尽管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中国替代世界秩序，但印度是否会默许甚至是象征性地接受这种选择还有待观察。

第二场研讨以“中国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由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国际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院讲座研究员王京滨教授主持，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蒲晓宇、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点评。

门洪华教授从全球治理危机应对的历史与理论出发，探讨了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全球方略和主要举措，以及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使命。他指出，全球治理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以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为路径选择，是推动时代变迁的重要力量来源。每一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契机，也往往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契机。当前的全球治理危机表现在结构性困境、进程性困境和观念性困境，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进程中，各大国既有深度合作，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争取全球治理改革话语权成为各国的主要考虑。全球治理危机四伏的现状和新型治理模式的前景，给了我们反思霸权稳定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思考新理论模式的契机。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议题，明确提出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位和责任，展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视为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视为中国推动全面崛起的重要国际依托。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是：第一，深入全球治理研究，将中国外交思想创新落到实处，形成符合世界潮流、国家战略利益的可行“中国方案”；第二，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全面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第三，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第四，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提出东亚治理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第五，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有优势的经济、金融领域推动全球治理深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副教授以“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为主题，探讨了中国在经济混乱年代里的新角色问题。他指出，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秩序混乱时代。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遭到质疑，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严重失灵。在这样一个新的艰难时刻，作为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一个全新的角色，中国在过去几年积累了一些重要的力量，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尝试性行动，彰显了中国从一个追随者的角色转向一个新的领导者角色。但中国的坚强自信，又诱发了国内对战略冒进和国内脆弱这两大风险的忧虑。鉴于德国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寻求国际领导的先后失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适宜充当一种有限的全球领导角色而不是全面的领导角色，这种有限的领导体现在议题和地域上的差别，而且还体现在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上。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新一轮重组，中国如何扮演领导角色对于能否有效实施全球经济治理至关重要。

第三场研讨议题为“中国周边外交”，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主持，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贺凯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李晓隽点评。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以“安全依赖、战略威胁与伙伴关系的变化”为题，对后冷战时代，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大外交策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大国寻求的“伙伴”可以分为两类：支点国家（pivot partner）和节点国家（broker partner）。支点国家是支持大国的极其重要的安全利益诉求的国家,而节点国家是指通过伙伴声明和宣言，有助于提升大国的跨区域经济、政治合作能力、国际倡议能力的国家。孙学峰强调，大国所拥有的支点国家的比重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大国面临的战略威胁；二是大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安全依赖还是自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研究员以“发展型安全与中国周边秩序的重构”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中国崛起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解中国崛起的一个基础，是承认中国是在一个发展水平还不太高的阶段就达到了总量上的世界冲击力。他指出，发展型安全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以人均GDP确立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坚持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统一；致力于塑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随着中国重新回到亚洲，中国将周边视作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依托。他主张重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丰教授以“中国、美国与东亚秩序转型：一种经济-安全关联的视角”为题，分析了东亚秩序的转型。他对东亚地区行为体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互动行为进行分析，提出了探讨东亚秩序转型的经济-安全相关联的分析视角。他探讨了东亚地区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货币使用、对外援助、全球分工的现状，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是竞技场，而非某一个国家的独角戏。就安全领域而言，“两面下注”是东亚国家的主要策略。因此从经济-安全相关联的视角来看，冷战后，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与安全领域维持着一种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存在着有限的竞争。

第四场研讨议题依旧为“中国周边外交”，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钟振明主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副教授点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张锋通过对中国政策制定者、主要精英和分析师的访谈，试图回答中国是否有对南海的战略这个问题，并解释中国的南海政策从2009年至2016年的变化。张峰用基于中国“势”的关系理论，通过围绕南海问题而推出的七大政策行为进行动态的实证研究，指出区域霸权理论和灰色胁迫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南海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南海政策是决策者对周边环境判断的产物，最能体现在“势”的概念中。

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鲁乐汉（John Delury）副教授从朝鲜三代政权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在朝鲜安全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在朝鲜视角下，中国无论在安全保证、外交协调还是沟通平壤同其他国家关系方面，都只是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他认为，尽管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朝核政策上有差异，但在战略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即半岛无核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特朗普前任追求的目标。但与前几届政府的批评不同，目前的美国政府声称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战略忍耐期已经结束”）。特朗普对于朝鲜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奥巴马。如果半岛无核化是目标，而且是美国正在追寻的目标，那么美国就需要检讨各种可能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包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半岛无核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郭清水（Kuik Cheng-Chwee）副教授认为，“对冲”（hedging）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理论不足的概念之一。郭清水集中阐释了弱国采取对冲战略的原因。具体而言，它解释了在哪些条件下，弱国的选择会从非对冲转变为对冲。根据冷战以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政策调整，他认为当关键支持来源变得不大确定，而外部威胁又不那么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弱国会倾向于采取对冲战略。在此结构条件下，对冲手段的选择也最能符合统治精英的国内政治需求，因为这可以让他们以一种有利于增强国内统治权威的方式来平衡其不同的政策选择。

第五场研讨议题为“中国大国外交与一带一路”，由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贺凯教授主持，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副教授郭清水、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研究员点评。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以“权力、利益、威胁三位一体的均势视角：冷战后中俄战略协定的系统原因”为题，从中国与大国关系，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详细的阐述了中俄双边军事互信及合作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后苏联时代的亚太国际环境及美国政策是中俄加强军事密切关系的主要诱因，除非中美或者美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否则，中俄军事合作会持续巩固。过去十年来不断机制化和长期化的中俄全面多层次军事协商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中俄关系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莫凯歌副教授以“中美俄三边均势还是三边民族自信”为题，就当前中美俄三边的战略关系，到底是未来中美俄三边中两边反对第三边，抑或形成夸欧亚美的中美俄三头政治，甚或中美俄各自实施基于民族自信为基础的自我私利政策提出富有启示性的假设。莫凯歌认为，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的中俄反美均势关系是无说服力的。他认为均势策略对中俄反美来说并没有物质基础，特别是中美、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并没有给中俄反美提供任何基础；历史上的中俄关系政治互信并不可靠，极易破裂；从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视角来分析，中俄之间也不具有规范的认同共识。他指出，中俄针对彼此的政策无法为两国的紧密关系提供条件，这尤其可以从2008年格鲁吉亚事件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当中两国之间的互动看得出来。此外，他也指出中国与乌克兰有着复杂的军事工业合作利益关系，加上俄罗斯和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利益存在冲突的一面，导致中俄两国不大可能联合反美。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李晓隽博士以“参加或不参加？中国企业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为题发言。他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影响因素以及一带一路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采用问卷形式对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569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生产率、进出口和政治关联五个显著变量对企业决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性分析。他的研究得出了几点结论：其一是中国企业希望参与一带一路，但是担忧东道国的政治不稳定和投资环境；其二是潜在道德风险影响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其三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其四是产业内协调对企业参与具有重要性。对此，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加大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加强国有企业行为规范，以及通过政府主导产业内协调来促进供应链一体化。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曾敬涵围绕“国内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政府转移理论为基础，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外交大战略而是一种国际合作倡议”。他首先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媒体评论对“什么是一带一路”的回答，无论是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一带一路”代表了中国从上而下的战略野心，还是国内认为的“一带一路”是领导人的战略思考及实现“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均将其看成一种外交大战略。曾敬涵却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带一路”也是一种从下往上的基层设计，是国内各省份对资源分配的竞争，在地方层面上并没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宣传的混乱以及“一带一路”概念被滥用导致“一带一路”很难在叙事过程中提出完整的“中国故事”。

第六场研讨主题为“文化、治理与战略”，由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教授郭清水主持，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国际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院讲座研究员王京滨教授点评。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磊以“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为题，首先介绍了大陆新儒家所代表的政治儒学对于儒家政治传统与世界秩序关联的思考，以及哲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对“天下”问题的思考。她从深化政治儒学层面对世界治理进行思考，在对各学科的现有思考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强调学科视野融合对深化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意义。她认为，尽管儒家王道天下政治传统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世界政治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王洪川以“构建新时代强国大战略：发展路径与规划体系”为题，从中国内政角度出发，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中国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背景下，中国已经开启由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正在积极构建以引领-创新-规划（引领世界、创新自我、规划未来）为核心的新时代强国大战略框架。他以强国大战略的思想内核为依托，指出新时代强中国大战略的总体设计遵循“六位一体”整体思维，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领域全面推进，打牢各个领域的强国基础；又通过专项规划、中长期规划，在基础性、关键性强国目标上纵深推进，打造国际领先优势。他强调，强化强国大战略，需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抓重点、补短板、强优势”，通过“先强”带动“后强”，从而实现“共同的强”。

哥伦比亚波哥大萨巴拿大学国际管理中心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田亚明（Benjamin Creutzfeldt）以杜利特医生的“推我拉你”理论为出发点，介绍了“推我拉你”在本次研究议题中的三重意义：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形成了中国与拉美关系中的一些新比喻；提升了悲观主义者重新认识世界的兴趣等。田亚明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了中国对于拉美的外交政策文件和中国领导人在拉美问题上的重要演讲，介绍了拉美本地如何对中国的拉美政策做出反应。在发言中，他对中国的拉美问题研究区分了南、中、北的问题提出了困惑，并分析了中美关系背景下拉丁美洲的处境及中拉关系的发展前景。

第七场研讨主题为“中国外交：历史与战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科罗廖夫主持，哥伦比亚波哥大萨巴拿大学国际管理中心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田亚明（Benjamin Creutzfeldt）、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副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点评。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以“历史的回归和中国的新外交政策”为题发言。他认为崛起国家积极地试图建立前西方历史和后西方未来，这种历史的回归并不意味着重启启蒙时代，而是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多元复杂的（Multiplex）世界，其中的全球政治无论在政治叙述还是文化记忆方面对西方中心主义都是一种反冲。当谈到多元化的世界时，他认为没有任何单一的导演或制作人会长时间垄断观众的注意力或忠诚度，观众有选择的权力。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充满古代荣耀和历史的叙述。中国习惯使用历史作为工具，就像古为今用和“中国特色的历史主义”，均为对现代性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回应，也是寻求政治历史化根源的表现。他主张构建关系的叙事平台也是争议和冲突的一个领域，是“历史治国”的工具，也是中国不羁地寻找“身份”的关键。

美国内达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蒲晓宇以“中国论辩战略透支”为题发言。他认为，国际环境不稳定给中国带来了挑战。特朗普上台给国际关系研究添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这种变化会给中国带来更多机遇吗？有些人说特朗普的口号就是“重振中国”(Make China Great Again)，给中国更多的战略机会。中国的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持不同的立场。他利用目标、手段和时段三个维度来评估中国战略。就目标来说，一些学者拓宽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大部分是因为学者不是政策制定者，不需要考虑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定义涉及到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家利益。就手段而言，对不同战略有不同解释。有些人认为某些地区的形势紧张都因为奥巴马政策所导致，中国只是做出反应，所以是防御性的，因此没有战略透支问题，而只是在防御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有些人却认为中国所追求的更多地是一种进攻性的政策。从时间维度看，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所有大战略都是长期性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战略透支，而是战略冒进，是战略利益推进的速度问题。蒲晓宇认为，现有战略分析给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如何设计和审慎实施大战略，是历史和当代世界大国面临的持久挑战。即使这场辩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却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谨慎性和连续性。这场关于中国战略透支的辩论也反映了权力转移的第三个维度：权力转移或权力转移的速度。讨论理论和政策世界之间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新时代的中国很明显在追求更具进取特征的外交政策，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更加审慎。

研讨会闭幕式由内达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蒲晓宇主持，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总结致辞。门洪华教授指出，一天半的会议议题异常丰富，既有历史与理论，也有具体领域的现实分析，而紧紧聚焦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外交的理论与现实。30余名青年才俊不远万里来到同济，群策群力展开探讨，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展研究，深入探求国内外局势变化背景下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并就其中关涉的重大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呈现世界转型与中国崛起的互动关系，不同的关注领域，不同的理论取向，甚至有些针锋相对的观点，让会场气氛和谐而热烈。我们既感受到了跨学科、学科交叉的魅力，也感受到了青年学术精英的锐气与霸气，让我们心生志在千里之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总是风雨兼程。田震的歌唱道：“彩虹总在风雨后”。汪国真写到，“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就像程琳唱的《风雨兼程》：“山高水长路不平，携手同攀登，还是常言说得好，风光在险峰，待到雨过天晴时，捷报化彩虹。”相信我们的学术讨论，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也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谈笑有鸿儒，何其幸哉！我们期待着，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我们也期望，大家继续支持，明年、后年继续我们的讨论！